宗庆后看不懂马云，也没看懂中国经济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王培霖

　　宗庆后是著名企业家，居高声自远，一言一行影响力巨大，但见识水平跟他的财富不相称。娃哈哈至今不上市，公司治理是一人独裁，都反映出宗庆后思想的取向。

　　也许是因为中国经济真的到了关键的关口，企业家们近日纷纷出来直言，继曹德旺说税负太高之后，又有宗庆后、马云关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争。

　　大转型的中国，头部已经领先世界，下半身尚处在农业社会，各种观点混杂交锋本也正常，但是在这个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历史阶段，如果不厘清若干重要的基本经济思想、形成基本经济共识，中国经济就无法健康地驶向远方、更无法到达彼岸。因此，有些重大争论值得扩大、深化。

　　宗庆后、马云之争就是这样一个。先回顾一下其过程：

　　元旦前，央视财经频道的电视节目，邀请了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董明珠做客，共同探讨中国制造业寒冬的深层原因。

　　宗庆后针对马云新近提出的“新零售、新制造、新技术、新金融和新资源”这五新，除了新技术以外，说其他各项都是“胡说八道”。

　　马云对此进行了隔空回应。2016年12月29日，马云在出席“江苏省浙江商会十周年大会”时，主动谈到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争，表示“企业没有实体和虚拟之分，只有好企业和坏企业之分”

　　宗庆后则又对媒体表示：

　　“现在网络上电商已经对我们实体经济的冲击太大了，他们评估这个网上的价值是，按照流量来评估的，所以就是烧钱买流量，它把我们整个实体经济价格体系搞乱掉了。互联网管得不好的话，对实体经济冲击太大了，把实体经济全搞乱掉了，现在我认为是虚拟经济做过头了。”

　　看完以上辩论，我感觉有几个基本问题需要中国社会思考并形成结论：

　　一、虚拟经济——最典型的如金融业——是魔鬼还是天使？或者只是普通的经济人？其存在对社会到底有多少意义？二、互联网算不算虚拟经济？三、中国经济的病根到底在哪里，宗庆后的指责对不对？

　　第一个问题只是个经济学常识，但国人包括大企业家在内，大部分未必了解其中原理。

　　农业社会的思维，万事需要看得见摸得着：产权要实物形态而不能虚拟(故土地重于股权)，服务不如实物值钱(如中医药铺卖的是药，问诊费包含其中不能单收)，陌生人不能做生意(全社会靠人格化交易)，等等。这些观念反映到现在社会，就是虚拟经济不创造财富，依附甚至寄生于实体经济而活。

　　然而虚拟经济的重要价值，早已为近代史雄辩的证明。

　　最典型的虚拟经济就是“钱生钱”的银行业。银行业堪称工业社会之母：它创造信用，进而组织大规模生产，向优质产业配置资源。工业体系背后，必须是金融体系支撑。

　　在更高的国家竞争的层面，金融体系的隐性力量也决定着历史兴衰：证券交易所助推荷兰、英国崛起，压垮法权和金融体系薄弱的西班牙、法国；银行体系助推日本明治政府筹集到十倍于清王朝的战争经费(两者年财政收入基本相当，日本靠国债—银行体系筹款，而光绪帝靠卖官、张之洞靠抓赌筹款)，日本最终在甲午海战中压垮大清，崛起为一流强国。

　　实体企业靠创造利润为社会做贡献，而金融体系靠配置资源、降低交易成本为社会做贡献。两者不是一个物种。

　　对中国经济来说，配置资源、降低交易成本的需求，是基础性的。故邓小平有名言：“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

　　当然，近几年中国金融系统的发展极不正常，几乎成了下游实体企业吸血者，但这不是虚拟经济自身的问题，而是经济治理使然，具体下文再谈。

　　虚拟经济不是恶魔，实体经济也不是天使。明乎此，对于第二个问题即互联网算不算虚拟经济，也就只剩下了分类学的意义。尽管如此，我认为还是值得略费笔墨谈一谈。

　　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本来不是一个严肃的学术概念(也不重要)。但根据目前最权威的美联储定义，美联储认为“实体经济”是指除去房产市场和金融市场之外的经济部分，就美国经济数据的构成来看，其中包括制造业、进出口、经常账、零售销售等的部分被美联储笼统地概括为“实体经济”。而根据已故权威经济学家成思危的定义，虚拟经济特指“钱生钱”的金融活动，是一个范围非常具体狭窄的概念。

　　那么，互联网算什么？我个人赞同新实体经济这一提法。互联网+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例如，新实体经济的最直观体现，就是连接网上和网下的现代物流行业。2016年“双11”，美的公司通过与大数据公司菜鸟网络合作，打通线上线下仓库，把工厂生产节奏提前了一个月，并将成本降低了40%。在菜鸟网络的大数据驱动下，2016年中国快递行业送出了300多亿件包裹，连续六年增速超过50%，逆势成为中国经济的黑马。在全球每年约700亿件的快递量中，中国占了300亿件。 “互联网＋物流”正在加速改变着许多制造企业的生产流程。

　　实也好、虚也罢，关键看一个企业对社会的贡献，——以及危害，例如污染企业。

　　如何评估一个企业的贡献力？大概可以看如下一些方面。

　　例如税收贡献。宗庆后有言：“企业要履行社会责任，就为国家创造税收，因为国家在发展，全靠企业交的税收去发展的，所以对国家贡献大小，主要是给国家交的税收多少“。2016年，娃哈哈集团交税高达50多个亿，确实值得点赞。阿里巴巴也新公布了2016年的完整年度数据，数据显示，整个阿里集团以及旗下蚂蚁集团等机构2016年合计纳税238亿，带动平台纳税至少2000亿。

　　再如就业岗位。为电商配套的快递方面，2015年快递就带动了203万人就业，包括快递员、分拣员和货车司机等多种岗位。阿里年报数据显示，“阿里系”共创造了3000万个就业机会。

　　为社会提供服务方面，娃哈哈提供的是带来美味体验的有形态饮料商品，互联网系提供的是无形态的服务(前苏联不将服务计算为GDP，暗示其价值不如有形商品)。据阿里公布的数据，截至2016年底，阿里旗下蚂蚁金服为数千万小微企业提供了综合金融服务，所建立的大数据信用体系，基于数据技术和思想对风险重新定价，实质上降低了资金成本、提升了金融效率。

　　所以说，从单个企业看，宗庆后的指责其实难以成立。他所说的电商搞乱价格体系，其实是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对社会显然是有益的。

　　那么宗庆后的愤懑，及其广泛的共鸣，究竟来自何处？这就涉及上文第三个问题，也是最重要的问题：中国实体经济病根何在。

　　我的看法，一言概括：根在经济治理(economic governance)。

　　所谓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干扰，都是经济治理方式的具体后果，并非病灶的根源。中国一切经济病症，诸如环境污染深重、贫富分化加剧、产能过剩反复、基础资源价格扭曲、工业用地价格抑制、资金价格高涨、住房价格狂飙、股市牛短熊长，都可以从经济治理中辨析出根源。中国经济好比一瓶娃哈哈饮料，经济治理是固体的瓶子，经济本身是液体的饮料，瓶子的形状决定饮料的形状，经济治理模式决定经济结构和状态。

　　宗庆后是著名企业家，居高声自远，一言一行影响力巨大，但见识水平跟他的财富不相称。娃哈哈至今不上市，公司治理是一人独裁，都反映出宗庆后思想的取向。

　　所以在文章结尾说个题外话：对商界大佬的见识水平，要以平常心看待。下面随便举几个例子：

　　顺丰创始人王卫曾经说：“上市无非是为了圈钱，上市后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所以，即使再缺钱顺丰也不会上市。”——上市目的就是圈钱，这对上市的理解，也实在太肤浅了。然而，时隔没几年，2016年顺丰启动了上市进程。

　　2010年，苏宁集团创始人张近东公开炮轰：“电子商务模式不符合商业规律，未来不可能成为主流消费渠道“。几年后，公司改名苏宁云商。

　　而宗庆后在刚刚完成的采访中，被问及2015年饮料业绩下滑的原因，竟然说：“主要原因我是要怪你们媒体了。为什么，出了三聚氰氨事件以后，这个媒体一直在说是食品不健康，饮料不安全，什么不健康。”——我看了无语了。

　　(本文作者介绍：知名财经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