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是政府无奈之举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许维鸿

　　从“供给侧”想办法，并不是政府的习惯性思维，而是过去几年中国透支潜在需求增长后、产能过剩下的无奈之举。正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半个世纪前，美国和英国的战略性经济结构转型，就是被经济颓势“倒逼”的。

供给侧改革是政府无奈之举

　　2015年11月10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

　　这是“供给侧”改革作为宏观经济新常态下的新“理论话语”，第一次得到中央最高层的明确认可。这种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是国家改革整体思路的大调整，针对的主要是国民经济低效率生产问题，所强调的不是要扩大生产规模，而是提高生产效率，对于各级政府进一步明晰经济调控方向，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在后工业化经济，特别是凯恩斯主义被发明并应用后，政府作为经济重要的参与者和调控者，其财政预算和支出的原则无疑是重要的。一般意义上，政府为了刺激经济以拉高就业，总是试图扩大政府消费和政府投资，以扩大社会总需求——拉高GDP增速。正是在这样一个思路下，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后，为了对冲海外需求的下降，中国政府祭出了“四万亿”投资计划，通过公有经济的总量扩张，不仅解决了中国GDP增速问题，还补贴了欧美经济的快速复苏。

　　因此，从“供给侧”想办法，并不是政府的习惯性思维，而是过去几年中国透支潜在需求增长后、产能过剩下的无奈之举。正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半个世纪前，美国和英国的战略性经济结构转型，就是被经济颓势“倒逼”的，如果没有就业困境，依靠政府推进“供给侧”的改革是很难想象的。

　　在经历了30年高速经济发展后，系统性的结构化改革升级阻力恐怕更为巨大。中国各级政府在国民经济中的影响力远大于欧美，“供给侧”改革中最大的贡献，必须源于巨量的“国有经济”。这里所指的国有经济，主要包括两部分，即各级政府的消费和投资，以及中央和地方的国有企业经营：

　　第一，作为服务十几亿人口的中国各级政府部门，其现代化治理的改革目标，就是要更有效率地提供“公共服务”。说白了，就是用更少的税收、提供更加高水平的民生服务。在我看来，对各级政府公共服务的“供给侧”改革，是中国应用“供给经济学”的最关键所在。

　　客观的说，地方政府投融资体系的“供给侧”改革，早已开展良久——那就是财政部力推的各级政府采购和基础设施项目PPP改革，即公开透明地进行项目招标，并把市场化运营机制引入到公共服务，以提高供给效率。相比于以往政府主管对财政支出和举债投资的“一言堂”决策，PPP模式可大幅度提高税收和中央转移支付使用效率，虽然需要地方财政和发改委新增协调工作，但却减少了各部门的利益“寻租”空间，对锐意进取的新一代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充满构建良性机制的机遇。

　　以最近我参与的西南某市地铁扩建方案为例，通过引入更加科学的PPP模式，把新地铁带来的土地增值和商业地产开发收益，通过特许经营权引入地铁建设和运营招标，大大降低了地铁的建设费用和营运费用，节约了市财政资金。很多人老是抱怨中国税负高，不通过政府公共服务的“供给侧”改革，税赋水平又怎么降得下来呢？

　　第二，国有企业的增效，是中国公有经济结构改革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A股市场持续火热的混合所有制改革题材，就是中央从“供给侧”想办法的体现。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管理，在分类监管的基础上，对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企业从传统上的“管人、管事、管钱”，升级为“管资本”，利用资本市场机制，要求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按市场规律办事儿，提高经营效率是广泛被证明有效的“供给侧”改革机遇。比如，国企监管部门能否只任命企业的董事长和监事长，包括总经理在内的管理人员都市场化选聘呢？

　　总之，贯彻党中央对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供给侧”政策要求，首先需要的是各级地方政府财政、发改、国资等部门的切实落实，构建国有经济的现代化管理机制。而对于与国有经济相辅相成的民营经济，只要将综合减税和简政放权充分落实，旺盛的内需消费完全有能力引领中国经济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本文作者介绍：中航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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