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顺应全球大趋势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罗思义

　　中国的 “一带一路”建设应被视为全球整体趋势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中国有成为大陆规模经济体的优势，即便如此，想要成功还是需要和周边经济体充分融合。这样的经济关系形成了习近平所说的“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一带一路”顺应全球大趋势

　　中国是历史上第三个大陆规模经济体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最近推出的重要政策。这一政策同时结合了经济和外交，成为“两会”主要议题之一。但是，“一带一路”的战略意义不应被看做是短期的或特定的政策。在全球经济大趋势下，它的意义尤为清晰和重要。

　　全球化是世界经济的总体趋势，但是要清楚的是全球化不是一个平均或无差异的国际进程，地缘关系对塑造经济至关重要。

　　在世界贸易不断增长的大框架下，劳动力的国际分工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点：

　　19和20世纪大多时候统治欧洲的“经典”国家(德国、英国、法国)以及亚洲的多数国家(泰国、马来西亚、柬埔寨)自身都规模太小，难以成为充分发展的经济单位。规模化经济创造了全球化，但是均衡的全球经济并未出现，如今，一种新兴的“大陆规模”经济单位，正在逐渐取代“国家”的作用。托马斯·弗里德曼夸张地宣称“世界是平的”。

　　然而世界正在分化成许多个大陆性经济“网络”，彼此紧密关联，而非限于国家范围。这一全球性的背景说明了“一带一路”倡议的由来。

　　弄清当今经济进程的原来的历史起点很有必有，因为有时人们会错误地认为美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而且具有所有经济体中最高的人均GDP，因而美国经济霸权中的决定性因素是它卓越的生产力水平。用计算可以说明这是完全错误的。采用平价购买力(PPP)衡量美国的人均GDP，只比德国高22%，这是一个很高但还不足以领先的数字。在目前的汇率水平下，这一差距缩小到18%。但是美国人口是德国人口的3.8倍。

　　事实上，美国在历史上是比德国更重要的大国，相比较弱的生产力优势，美国的经济优势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从政治上来说，美国是一个国家，但它却是一个大陆规模经济的体量。

　　从大陆规模经济创造的历史发展趋势这个角度看，世界关键地区的发展是很明显的：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大陆规模经济体；前苏联是第二个大陆规模经济体(最终失败)——前苏联的成果在多大程度上能出现在普京的欧亚经济联盟中还有待观察；中国是历史上的第三个大陆规模经济体；印度是第四个；如果能够充分一体化，欧盟将会是第五个大陆经济体。

　　中国带动周边小经济体实现双赢

　　需要明确的是，为了得到劳动力国际分工、国际贸易等方面的优势，这些大陆规模经济体最成功之处在于将自身与周边地区不断融合，哪怕没有形成政治联盟。美国因此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与墨西哥和加拿大有很强的经济联系。欧盟逐渐从原来的6个西欧核心成员国扩展到了包括28个成员国和几个紧密联系的成员，成为欧洲一体化经济区。

　　另一方面，小经济体有强烈意愿同这些 “大陆规模经济经济体”建立联系，因为小经济体自己无法实现在现代经济中取得最有效运作所需要的生产规模。因此，双赢的结果是大陆规模经济中心从扩展自己的劳动力全球分工规模中获益，而小经济体则从同大经济体的互动中得利。正是双赢的结果使大小经济体之间存在互利互惠的紧密联系。与这个趋势隔绝会让小经济体无法从国际劳动力分工中受益，对它们的经济增长产生负面结果。

　　因此，中国的 “一带一路”建设应被视为全球整体趋势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中国有成为大陆规模经济体的优势，即便如此，想要成功还是需要和周边经济体充分融合。周边小经济体将从它们和中国的大陆规模经济的关系中获利，甚至在亚洲这些国家不必遵循欧洲的政治一体化，仍然可以获得双赢的结果。因此，这样的经济关系形成了习近平所说的“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但是要维持这些经济联系，不能仅靠自由贸易协定和关税减免协定，还需要基础设施的建设以促进贸易和劳动力国际分工的增长。这就是中国的“一带一路”需要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伴随的原因。

　　在这个过程中的一个特殊且重要的战略问题是，亚洲的不寻常之处在于它有两个而不是一个大陆规模经济体，分别是中国和印度。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印关系将在21世纪扮演重要的角色。印度既欢迎中国的举措又成为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参与者，这尤其重要。

　　大陆规模经济体的发展趋势也解释了世界经济中的其他进程，并产生明显的地缘政治后果。例如，过去一段时间拉丁美洲内部贸易显著增加，这削弱或取代了过去完全占主导地位的个别拉丁美洲国家和美国的双边贸易。同时中国也取代美国成为越来越多的拉丁美洲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同样的，虽然还处在早期，中国大力支持的非洲基础设施建设，为非洲实现“大陆规模经济”奠定了基础，会向相同方向发展。

　　(本文作者介绍：前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现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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