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著名经济学家 厉以宁
我们可以承认中国GDP少报就是事实，比如农民盖房子，在西方发达国家都计入GDP的，而中国农民盖房子，邻居亲戚互助盖房子，村里帮一些人盖房子，统统不计入GDP，这个量是年年在变大。这个量很大的。
农民的房子为何不计入GDP？最近如果看中国的报纸，可以经常看到一个字眼，就是“新常态”，怎么来理解这个“新常态”？我们首先讲，经济的超高速增长是“非常态”的，它不能持久的，这是一个规律。所以，我们今天讲经济要进入“新常态”这有两个含义。
第一，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如果是为了速度而超高速增长，这是对中国经济不利的。第二，过高的增长率带来哪些不利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不利。第一个资源消耗过快。第二个环保受到影响，生态恶化，第三个低效率，第四个一些行业的产能过剩。这四个缺点以外，还有一个就是第五个也是最重要的错过了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期。
错过了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期，就留下了很多后遗症。现在不得不再把调整经济结构放到重要位置上。结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讲比总量、重量，1840年中国跟英国发生战争时，中国的GDP要比英国大很多，中国当时GDP是世界第一的，但是我们的结构不行。
英国的工业革命从1770年开始，进行了70年了，70年的工业化的成果，英国的GDP是蒸汽机，是它的产品，铁路、铁轨，连它的纺织业都是用棉纺织，它是用机器制造的。而中国的GDP结构完全是农产品跟手工业品。英国的交通工具已经是火车和轮船了，而中国当时仍然是帆船和马车。中国出口是什么呢？是茶叶、瓷器、丝绸等这样一些农产品和手工业品，而英国是不一样的。英国的出口是机器设备、蒸汽机、铁路这些东西。所以，英国在结构方面远远超过了中国。
再看一个重要的结构，人力资源结构。中国的人口比英国多很多，英国当时才一千多万人，中国那时候已经是差不多四万万人了。但是，英国产业革命以后已经70年了，所以他们那时候，小学都普及了，开办了大量中学，新建了很多大学，每年培养出大量科学家、技术人员，还有经济管理人员、金融专家等等，中国农民绝大多数的文盲、妇女绝大多数是文盲，少数人读的是四书五经，为了科举。中国的人力资源结构也不如英国。
所以，今天虽然我们总量上已经占到世界第二位了，但是从GDP结构方面讲我们还落后于一些发达国家，因为我们的高新技术产业所占的比例没有他们那么大。中国的人力资源虽然比过去改善了很多，但是我们大学毕业生在全人口当中的比例也比他们小，中国的熟练技工的队伍也正在形成，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错过了结构调整的最大损失，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搞“新常态”。
“新常态”是这样的理解，就是在讨论“十三五”规划的时候，因为中国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渐渐就结束了，将来要搞第十三个。所以，很多专家，包括我在内都提出速度不要太高，因为我们不单纯追求速度，以免发生那些毛病。
这就谈到第二个问题，把硬性的增长指标改成弹性的预测值。中国多年以来，一直下死命令一样的，就是经济增长目标。比如今年定的9%，全国都是这样的，拼命干，达到8%，这样下去它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对地方政府形成了压力，对中央政府同样也形成了压力，因为地方的发展规划是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央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通过了你就要执行。这就成为任务。以后就是赶超别人，而不顾经济增长的质量，也顾不上结构问题了，而且是很被动的。
为什么很被动呢？因为主要的原因在于你要有硬指标的话，就一定要完成，如果要完成，可能你产能过剩，成本过高，或者效益很差，质量那就放在次要地位了。所以，中国要改，这是很多经济学家的意见。可喜的是现在中央已经在一些市——还没有到省作为试点，先试验这个路，如果这个成功，对我们高经济增长跟调结构是非常有好处的。
中国经济增长率在下降，所以要谈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怎么来看待当前经济增长的下降。经济增长下降有许多原因造成的，比如出口没有前几年那么旺了，还有一些过剩的产品也销不掉。当然，这些原因都在。但我们应该看到，要有一个概念，这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我们实际的GDP比统计公布的要高，而且年年如此。
举几个例子说，第一、农民盖房子，在西方发达国家都计入GDP的，而中国农民盖房子，邻居亲戚互助盖房子，村里帮一些人盖房子，统统不计入GDP，这个量是年年在变大。这个量很大的。
第二、对我们来说也很重要的，就是家庭保姆，好几千万人，这个数目还在增加，拿的工资是不计入GDP的。过去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经讲，当你和家里保姆结婚以后，GDP将下降，因为雇保姆给她钱，而跟她结婚，就不用付钱给她了，她照样给你做家务。所以，中国保姆的工资在涨，它不计入GDP，而且量越来越多。
第三、在中国，个体工商户，他们的实际的营业额是倒推出来的，他们是包税制。比如这个小店300块钱一年，就定了你做多大的生意，做多少产值，根据会计的税，你应该是多少来推，而且个体工商户的数量最近增加的很快，这几年都是这样的。所以，他们的产值都是用包税方法倒推出来的，实际比这个要大。而且最近还在给一些三万块钱营业额以下的免税，免税就不好推了，但是这个数目是还在。
第四、中国现在的GDP的构成大概是这样的，企业不到35%，外资企业不到10%，而民营企业可能超过了55%，这是前年的数字，这两年数字还没出来，也就是说中国的民营经济占了GDP的55%。55%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说人家外国人唱衰中国的时候，说中国的GDP因为是掺了水的，都是虚报的，所以它不了解中国。
民营经济能虚报吗？民营经济虚报不就吃亏了吗？国有企业有一些是可能有虚报的地方，但是它们的虚报是有限的，为什么虚报呢？表示我的政绩，我为了提拔，但是他不能多报，一多报就露馅儿了，可能稍微有一点。民营企业少报的要比他虚报的要多。
从以上四点来讲，我们可以承认中国GDP少报就是事实，这个事实说明什么问题呢？年年如此，所以增长率看不出大的变化，但是这个量是逐年在增加的。所以，我们GDP比实际公布的多，在大家心中有数了，就不要怕现在减少了，下降0.2个百分点，0.1个百分点，我们要有信心。
第四个问题，在当前，着重要研究投资跟就业的关系，这是经济学中一个老问题。因为经济学中从来都是这种想法，就是新的工作岗位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产生的，是投资的结果而显现出来的，你要增加就业，就必须大量投资。
但目前中国的情况变了，因为中国的情况正在朝市场经济走，这就要基础创新，技术要改革，成套设备都要更换，而每一次更换成套设备的时候，投资到高新技术产业的时候，都提到就业人数反而减少了，因为它自动化、机器人，它不需要那么多人就业。所以，这个成为一个高新技术发展过程中一个必然的问题。
另外，在这里还应该看到，中国正在加强环保建设，低碳化经济。比如“雾霾”就是工厂排烟太多，烧煤太多，所以到处都在低碳化。低碳化的结果必然会关、停一些企业，而这个你投资多，如果是为了治理环保，不要忘记在环保治理的同时有一部分工人会失业。
那中国就业靠什么办法？中国当前的政策是靠大力发展民营企业，大力发展小、微企业。现在对小微企业和民企一样，先开业、后办证。只要你登记，省掉很多手续，而且小微企业有贷款帮你创业，这就是解决中国就业率低的一个办法。
还有，中国现在正在进行第二种情况，中国的农业正在起来。在今年，中央的文件中正式提出要发展家庭农场制，国际上家庭农场制是美国、加拿大、西欧才有，中国从来不提的，现在有了。因为土地经过确权了，现在确权工作正在大力开展。
确权是什么意思？过去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是集体所有制，但是没有确权，农民事实上是空的所有制的承担者，现在不同了。现在正在进行土地确权。2012年我们带了政协经济组和北京大学光华学院的师生在浙江的嘉兴、杭州、湖州等几个地方在考察，在这几个地方考察的时候，验收完了，我们进了一个村子，跟人们谈了。
确权是什么？确权主要是“三权三证”，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发证，宅基地的使用权发证，农民在宅基地盖的房子房产权发证。农民放炮庆祝。我们在那里看得很清楚，农民收入大大增加。浙江的嘉兴市它是这个情况：土地确权之前，城市人均收入和农村人均收入比是3.1：1；确权以后，正式公布的是1.9：1，农民的收入从3.1：1变成1.9：1，差距大大缩小了。
问农民，怎么样一下子起来那么高呢？这都是土地确权的好处，土地确权以后，与过去不同了。过去农民权利得不到保护，既然是集体所有制，要圈地就圈地，要拆房子就拆房子，你晚上在家睡觉，早上起来，房子被人家拆掉了。所以这种情况现在不可能再有了，因为他能够保护自己的权利了，他积极性提高了，养殖业就发展了，种植业也发展了。
还有，民愿意外出打工就打工了，土地就转包给人家，出租给人家，因为它确权了，他不怕人家不认帐了。过去怕我出去了，把土地转包给别人，将来就不承认了，我什么证明也没有，我来收回就难了。万一他是村干部，我更吃亏了。现在心定了，可以放心到外面打工了，这边得到租金，那边去打工，收入增加了。
我到嘉兴市的一个市去看，旧房子都拆掉了，都盖的四层楼的房子。我们问，你家里这么多房子？他说，我一楼的店面租给外乡人开店，二楼给他们家住，我们家住三楼、四楼就够了，收入就增加了。所以，这就是中国的农村发生的变化。
还告诉大家一个意料之外的消息，在嘉兴、杭州等地调查的结果是这样的，确权之前土地要丈量，土地丈量的结果发现耕地多了20%。耕地怎么会多20%呢？他们讲是这样的结果，当初30年前土地开始承包的时候，是好地一亩地算一亩地，坏地两亩折算成一亩，经过30年农民的精耕细作，质量都提高了，所以这次确权一亩算一亩，这就是土地多了。
过去农民是用牛耕田，土地划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有田埂，田埂刨掉不算地，现在农民都机械化了，农民用拖拉机耕地，用插秧机、收割机。所以，不要田埂了，全是一望无际的田。这种情况之下中国土地一量就多了。还有一个原因，农民讲，过去人们都有点私心，因为当时要缴土地税，缴农业税，因为要缴税，所以少报一点，家家少报，一亩三分地就报一亩。
现在都不同了，农业税都取消了，农民不缴农业税了，它土地都按实报了。谁也不敢少报，你出租给人家，人家一亩三分地，你报一亩，那不是少收租金吗？所以土地一查，多了20%。所有这些情况，看到农村在变化，中国的现代农业正在起来。
现在家庭农场制，我们走了几个地方考察家庭农场制，农村雇人，不到外面打工了，农村需要劳动力，因为它全部是机械化了，然后还有管理方面，这就是中国的变化。中国的农业正在兴起，这就为就业开辟了道路。
第五个问题，讲中国现在发生的“钱荒”的问题，这可能很奇怪。中国的货币流通量并不少，按照M1、M2，量都是很大的。老百姓，特别是做生意的人、民营企业就感到找不到钱，“钱荒”。“钱荒”是什么原因？首先有两个问题这里需要解释。
第一个问题，中国正处在一个双重转型阶段，一种转型是发展转型，从农业社会变成工业社会，叫发展转型。第二个转型是体制转型，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这两个转型过程中，特别是农村对货币需要量是大的，因为过去跟货币没有关系，实物制，没有太大关系。现在他自己经营了。另外现在生产的东西全部卖掉，他要吃，比如他指定了要吃黑龙江的大米，他自己去买，他吃的菜也不自己种了。
而且在计划体制下，中国的流通渠道不通畅，到处都是管制等等。这样中国对货币流通量的需要量是大的，不是光靠经济增长率、人口增长率就能够计算出来中国合适的货币流量是多少，如果照这个算，都是小的，因为实际要比这个大，这就是中国的特点。
“钱荒”怎么来的呢？“钱荒”的根源还是在大量的国家投资，然后贷款是配套的，投资配套。这个信贷的主体是谁呢？是银行。贷给谁呢？国有企业占大部分，民营企业得不到贷款，很少的贷款。贷款不来，下面的民营企业家，特别是比较小的民营企业家就慌了，因为手上没有资金，资金链断了，到哪儿借钱去？
所以，我们在广东调查，几乎他们有超正常的货币储备，用企业家的话叫“现金为王”，有现金都不怕了，所以家家都有超正常储备，货币流通量根本不够。从M1、M2公布的数字根本看不出来，这就是大家需要改变。
所以说，我们当前对“钱荒”的问题关键在哪里？就是贷款过分集中在国有企业当中，而银行的可放款量就少了，民营企业得不到贷款，害怕资金链断裂，他就超正常储备。
最后一个问题，中国当前金融改革要点在哪里？中国是三个目标，一个是宏观目标，一个是微观目标，一个是结构性的目标，应该分三个目标来谈。从宏观的角度来谈，中国金融业、银行业应该走向市场化。利率市场化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利率市场化不等于利率的自由放任，因为自由放任对经济是有害的。所以，宏观上应该确定的是利率的市场化，也就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讲的“让市场在调节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微观的目标是两个，一个微观的目标就是银行作为一个金融机构，作为一个微观单位，它应该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经济效益跟社会效益两个效益的并重就是它的微观目标。它不能只看一个，因为中国这个环境中一定要看到社会效益。
从结构性的目标来谈，金融改革应该把重点从虚拟行业转到实体经济中来，因为实体经济比例是最重要的，中国的产品要打入世界，必须有一个自主创新的过程，要帮助企业来实现这样一个技术升级，产业升级的可能。
其次，在结构方面应该大、中、小银行，分别以大、中、小企业作为服务对象，就是大银行对大企业，中等银行对中等企业，小银行对小企业，但是所有的大中企业要为最底层的小企业\小微企业的贷款业务服务，这对大银行算不上什么，这是表示全社会共同支持草根金融。
三个目标：宏观目标，利率市场化；微观目标，银行两个效益并重，经济效益跟社会效益；结构目标，向实体经济转移它的重心，并且大中小都能得到照顾。此外，还应该加大政策性银行，政策性银行中国太少了，而且还弱。政策性银行，比如说支持教育发展，你就成立教育银行，它是一个政策性银行。比如说我们讲开发西部地区，有许多政策银行可以做，所以政策银行应该进一步扩大。(本文根据20日厉以宁在北大金融国际论坛演讲整理。)
(本文作者介绍：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学界泰斗。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博士生导师。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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