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财税主义宏观经济学》书籍连载丨第四章：产业升级与财税升级的关系

　　第四章

　　产业升级与财税升级的关系

　　——兼谈“子虚补其母”的经济增长理论

　　新财税主义宏观经济学将经济发展简化为两个升级，分别是产业升级和财税升级，其中产业升级对应的是私人产品的提升，财税升级对应的是公共产品的提升。人们只关注产业升级，而不管财税升级，但这两个升级必须同步，产业升级是由市场完成的，但财税升级必须由政府完成，只有两者同时完成，才可以实现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的合理配比。

　　新财税主义宏观经济学指出税收会随着经济发展不断增长，那是不是无止境呢，笔者认为不会。因为经济增长也是有极限的，现在人类还没有达到经济增长极限，所以在一直在增长，但未来不会，当经济增长停止的时候，税收的增长也会停止，也就是经济不会一直增长，税收也不会一直增长，最终会停留在一个点上，当然人类目前距离这个增长的极限还比较远。

　　经济发展一方面是靠新产品的出现，另一方面是靠现有产品的更新换代，以后新产品会出现的越来越少，更多是现有产品的更新换代为主，这会导致社会的发展进步，但并不一定带来经济规模的增长。比如现在很多电子智能产品都是对原有产品的升级换代，全新产品的出现越来越难了。

　　一、经济结构“双升级”与“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由来

　　在新财税主义宏观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是一个“双升级”的过程。两者应该同步升级。但两者同步只是理想状态，现实往往是产业升级在先，财税升级在后，因为财税不那么容易调整，但没有财税结构的升级，产业结构的升级也会受到阻碍。

　　产业结构升级和财税结构升级两者是相互关联的。产业升级往往是“功夫在诗外”，需要很强的外部条件。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要想升级，就需要大学教育的普及、需要科技支出的加大、需要基础设施的完善、需要社会保障系统的建设，这些都是经济增长的必要基础。如果没有这些做基础，国家的发展就会停滞。这些都需要国家有很强大的财政投入才可以，需要同步进行财税升级才行。如果政府没有及时进行财税升级，产业结构的升级也会戛然而止。因此如果没有财税升级做配套，产业升级也会受到拖累。

　　很多发展中国家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就是因为只进行了产业结构的升级，没有进行财税结构的升级，最终产业结构升级也无法独善其身，最终经济陷入了停滞。

　　我们可以将发展中国家分为两类：一类是初级发展中国家，如非洲国家以及东南亚的越南、柬埔寨，它们目前以产业结构升级为主。这些国家只要找到几个比较优势产业，大力发展，就可以实现快速致富；另一类则是“亚洲四小虎”、拉美等国家，它们处于中等收入国家，其产业基础已经挺好，如泰国的汽车制造、巴西的飞机制造、印度的软件、制药产业都非常发达。这些国家曾经也是发展中国家的典范，但是发展一段时间后财税没有升级，导致科研投入无法增加，高等教育无法普及，社会福利保障不能建立，基础设施不够完善，这些国家的产业不能再高速发展了，于是就掉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国家陷阱”。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对第一类国家非常有用，但对第二类国家则作用不明显，因为第二类国家急需的是“财税升级”，而不仅仅是“产业动态升级”那么简单。一个国家完整的经济升级是由“产业升级”和“财税升级”两个升级组成的，笔者的“新财税主义宏观经济学”与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合在一起则可以作为“中国共识”近代对外推广，其中“新结构经济学”可以帮助国家进行“产业升级”，而“新财税主义宏观经济学”可以帮助国家进行“财税升级“及“社会升级”。

　　二、产业升级的“子虚补其母”理论

　　中国的中医理论中有“子虚补其母”的理论，其实产业升级和财税升级也是这样的“子母”关系，其中产业升级是“子”，财税升级是“母”。一个国家的产业升级也是在其社会母体中孕育出来的。正如我们上面分析的那样：一个国家产业发展必须先拥有足够多的知识人群、发达的科研能力、完善的基础设施、充分的社会保障才行，这些就是产业发展的母体。只有母体足够强大，才能孕育出发达的产业，如果母体不够强大，其产业发展也必然是孱弱的。

　　因此我们在发展产业的同时，还必须同步壮大其社会母体。产业发展为社会母体发展提供充足的税收，社会母体发展又为产业发展提供了较好的基础条件，这才是良性互动，也是产业升级与财税升级之间的辩证关系。

　　因此，当一个国家产业发展停滞的时候，我们不仅要扶持产业，更要改善经济发展的社会母体。我们要看这个国家是不是有足够的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是否有强大的科研能力，是否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民众是否有足够的社会保障，这些基础具备，产业自然就会孕育得非常好。如果这些不具备，产业发展就会受限。例如，印度不具备这些条件，只能发展软件外包行业，泰国也能引入丰田汽车等外来产业，但其本土创新却很难发展起来，国家发展最终受限。

　　现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颂扬的是企业家精神，新结构经济学阐明的是产业政策的重要性，都是不完整的。如果没有产业孕育的社会母体做基础，即使出台产业扶持政策，效果也是有限的，颂扬企业家精神也是于事无补的。“子能令母实，母能令子虚，虚则补其母”，这些中医理论是完全可以用来指导经济发展的。

　　经济学中存在着非常多的经典比喻，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另外凯恩斯还提出了“挖坑-填坑”的比喻，弗里德曼提出了“直升机撒钱”的比喻，奥地利学派借用了“守夜人政府”的比喻，“子虚补其母”虽然是我从中医领域借用过来的比喻，但最能反映新财税经济学的本质。

　　三、“华盛顿共识”为何无法帮助发展中国家？

　　新财税主义宏观经济学认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也是税收占GDP比例不断升高的过程。如果政府的财政收入没有随着经济发展而提高，必然会出现财政缺口，最终爆发债务危机，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就是按这种路径演变的。中等收入国家掉入发展陷阱之前，一般都会爆发一次政府债务危机，这几乎是世界上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宿命。

　　当这些发展中国家出现政府债务危机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会介入，他们往往用“华盛顿共识”中的一些理念帮助这些国家进行改革，华盛顿共识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发展起来的，以当时最时髦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蓝本提出的一套经济改革方案，当时很多本来发展势头良好的发展中国家无奈成为了这一所谓“共识”的牺牲品，良好的发展前途被无情葬送。多年来尽管有太多的发展中国家陷入了这样的发展怪圈，但理论界却从未对这一问题给出一个很好的解释，那些宣扬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经济学家们仍然享受着殿堂般的崇拜，却从没有悔意与歉意。

　　根据笔者新财税主义新宏观经济学的观点：当一个国家爆发政府债务危机的时候，应该帮助这些国家进行财税改革，提高政府财政收入，增强其产业发展的基础，从而解决危机。而“华盛顿共识”做的则是相反的工作，不是帮助政府增加财政收入，而是通过市场化、私有化削减政府职能，削减政府公共产品的供给，而他们削减的这些正是这些国家经济维持高速发展所必要的基础。而一旦这些基础被削减，经济发展、产业升级的条件就被进一步削弱，经济自然会陷入停滞，甚至国家都会陷入混乱，因此用“华盛顿共识”来解决政府债务危机必然会让这些国家陷入更大的危机。

　　在拉美，阿根廷这个国家就是典型案例。阿根廷进行铁路私有化之后，铁路里程由接近5万公里，缩减到了1万多公里，社保市场化之后，参保人数也大幅降低，国家陷入经济停滞是必然的。

　　客观来说，西方国家也不具备帮助这些国家进行财税改革的理论素养，因为他们之前没面临这样的问题，他们的财税改革是在偶然情况下完成的，并不是学术推动的。另外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债权方大多是欧美国家的银行机构，因此他们优先保障的是这些机构的利益，并非更多地考虑这些国家的前途。

　　如果我们把产业升级和财税升级比喻为组成一个木桶的两块木板的话，“华盛顿共识式”的改革方案不是帮助这些发展中国家去补齐财税升级这块短板，而是用其“小政府”理念去继续截短这块短板，结果是本来已经很短的短板被截得更短，经济不但不能恢复发展，反而走向了倒退。

　　(本文作者介绍：经济学家，美国麻省大学达特茅斯CIE经济研究中心原主任，北京海归协会副会长，中国原创经济学论坛发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