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创经济学》书籍连载丨第十六篇：“生存经济学”理论概述

　　第十六篇  “生存经济学”理论概述

　　——基于收入与生存成本两指标的“幸福指数”研究

　　摘要：长期以来，人们研究民生问题总是从社会福利的角度进行研究，本书引入的是“生存成本”的概念。从“生存成本”的角度研究民生问题将会是一种全新的分析范式，比福利经济学的视角更科学，视野也会更开阔。在生存经济学中，笔者构建了以收入 - 生存成本为核心的经济模型，探讨了产品创新和产品生产率提高对收入和生存成本的决定性关系，提出了宏观“幸福指数”与微观“幸福剩余”的衡量标准。生存经济学还解释了凯恩斯强调的“工资刚性”问题，认为生存成本是造成工资刚性的主要原因，生存经济学还提出了将生存成本提高考虑在内的货币贬值计算公式，指出除了通胀之外，生存成本提高也是导致货币贬值的重要因素。生存经济学的提出不仅仅开辟了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而且为人类开辟了一个新的社会模式——“低生存成本型社会”，这将是人类继自由主义、福利主义之后的第三种社会模式选择， 我们可以称之为“世界模式 3.0”．

　　关键词：生存成本，幸福指数、幸福剩余、工资刚性、货币贬值

　　一、经济发展并不会导致生存压力的降低

　　人们总是希望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收入的提高，生存的压力会变小。但实践表明生存压力的大小与经济发达的程度并无正相关关系，经济发展确实可以带来生活质量的提高，并不一定会带来生存压力的下降，而且还可能导会致生存压力变得更高。笔者认为人类的幸福感并不取决于生活质量，而是取决于生存压力。如果生存压力不降低， 那人类的幸福感就不会增强。

　　经济发展通常会带来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民众收入的提高；二是生存成本的提高。

　　如果收入的提高不能覆盖生存成本的提高，那么生存的压力就会变得比原来更大。人们往往只看到经济发展所带来收入提高的一面，却很少有人研究经济发展所同时导致的生存成本提高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经济学家们经常研究“如何提高民众的收入”， 却很少研究“如何降低民众的生存成本”，笔者提出“生存经济学”就是以民众的“生存成本”为对象，并将如何降低民众的生存成本作为研究目标。

　　从生存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到目前为止，人类变化的只是收入一直在提高，不变的是生存成本占收入的比例却没有提高，所以民众的幸福感并没有随着社会发展而增强。生存经济学认为幸福不是与收入挂钩的，而是与收入与生存成本的比值挂钩的。

　　二、生存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经济发展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是产品创新，新产品的不断出现，一方面是现有产品生产效率的提高，两者对民众生存有着不同的作用。产品创新，新产品的出现会导致民众生存成本的提高，生产效率的提高则可以提高民众的收入。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这两方面影响是不同步的，一段时间内经济发展主要表现为新产品的出现，一段时间内经济发展主要表现为现有产品生产效率的提高，如果产品创新，新产品的出现速度超过了现有产品生产效率的提高，那民众的生存成本的增加就会超过收入的增加，民众的幸福感就会变差，如果经济发展主要表现为生产效率的提高，生产效率提高的速度超过新产品的创新速度，那民众收入的增长就超过生存成本的增加，民众幸福感就会增强。

　　产品创新会导致人类生存成本的提高并不难理解，因为每一个新产品都需要人类用其收入去购买，人类的生存成本就是随着一个个新产品、新服务的发明被不断被推高的。新产品一旦发明很快就会成为人类的生存必需品，都会成为民众生存所必需要付出的账单，也就是生存成本的一部分。新产品的发明会导致人类生存模式的升级，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类的生存模式也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不断变迁的过程。这种生存模式的升级会带来生存成本的升高，因为这些必须用我们的劳动成果——收入来换取， 人类进入现代社会的历史既是生活水平、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的历史，也是生存成本、生存压力不断提高的历史，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随着经济的发展，构成人类生存模式的饮食模式、居住模式、交通模式、通信模式、工作模式、社交模式等都在升级。20 世纪80 年代中国人的主流生存模式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90 年代就变成了空调、彩电、冰箱、洗衣机，21 世纪就变成了楼房、汽车、电脑、手机等，中国民众生存模式升级的路径非常明显。

　　人类生存模式升级的可怕之处在于，人们一旦进入了一种新的生存模式，再想回归到旧有的生存模式就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类是生活在社会中的，绝大部分人的生存都是“社会化生存”，每个人都只能选择社会大众普遍的生存模式才可以生存。如果有人不想随着社会进步进行生存模的式升级，而是想一直坚持旧有的生存模式， 那他的生存将不会变得更加容易，而是会变得更加艰难。比如现代人如果离开了手机、电脑、互联网，那么即使回到农村也是很难生存的。而且随着很多廉价商品的退市， 一个人即使想维持旧有的生存模式也是很难的，比如小时候用过的很多商品，长大后就再也买不到了。

　　当然经济发展也会带来人类收入的提高，产品生产效率的提高就会导致民众收入的增长，这也不难理解，因为人类的收入主要由劳动生产率——人类在单位时间内创造的价值决定的，人类在单位时间内创造的产品价值越高，收入就越高，这主要靠劳动生产率的改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是靠劳动工具、信息工具的改善，比如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等，人类收入一直在提高，本质上就是因为劳动生产率一直在改善。

　　一般情况下，人类的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会落后于新产品的出现，这才导致社会上穷人与富人的生存差异，在现实中，可供富人享受的新产品层出不穷，但穷人的劳动生产率却提升的没有那么快，所以很多新产品在很长时间内只能先供富人享受。这里笔者只是讲的穷人与富人的生存差异产生的原因，不涉及贫富差异的产生原因，贫富差距的产生原因要复杂得多，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涉及政治、社会等多方面的原因。

　　在笔者的生存经济学研究中，用的是“生存成本”的概念，而不是用“生活成本”， 这是因为某种程度上生活成本是可以压缩的，生活质量是可以有弹性的。但生存成本却是不可以压缩的。生存成本是生活成本中的一部分，是维持必要生活所需要的成本。不同的人，生存成本在生活成本中所占的比例不同。收入越低的人，生存成本在其生活成本中所占的比例越高；收入越高的人，其生存成本在生活成本中所占的比例越低。

　　三、生存成本是导致工资刚性的主要原因

　　生存经济学认为“生存成本”是导致“工资刚性”的主要原因。凯恩斯本人提出了“工资刚性”的概念，但他并没有进行解释。美国新凯恩斯学派的费希尔、耶伦等经济学家将“工资刚性”的概念改为了“工资粘性”，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通过长期合同、隐形合同、效率工资等理论对“工资粘性”进行了解释，但他们这些理论只能解释正常经济时期工资难以变动的问题，而不能解释经济危机时期工资不能变动的问题，经济危机时期的工资变动规律则完全不是如此。

　　经济危机时期，一些高收入人士的工资也是可以灵活调整的，很难调整的是低收入人士的工资，因为他们的工资受到生存成本限制，这才是经济危机时期会出现“工资刚性”的根本原因。因为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拿到的工作都是“生存工资”，他们的收入基本上接近于生存成本，即使爆发经济危机也很难降低，所以工资具有刚性。

　　生存经济学认为，当民众工资高于生存成本时才会表现出弹性，工资高于生存成本越多，弹性越强，相反，当工资接近生存成本时则开始表现为刚性，工资与生存成本越接近，刚性越强。生存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出现经济危机后经济并不能很快自我修复，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工资的刚性。

　　工资刚性与工资粘性这两个概念虽然词义接近，但严格来说却有着不同的含义， 工资粘性理论也只能解释工资粘性，却解释不了工资刚性，工资刚性更多的是指发生在经济危机时期的工资不能灵活下降的经济现象，“弹性工资”、“长期合同”等理论在解释经济危机时期的工资变动情况时就会出现失灵，凯恩斯所提出的经济危机时期的“工资刚性”问题只能用生存经济学的“生存成本”概念才可以得到完美解释。

　　四、宏观“幸福指数”的衡量

　　很多国家都用“幸福指数”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宏观幸福程度，笔者认为建立这样的指数肯定是有益的，但关键是如何确定衡量指标，很多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否认幸福与收入有关，而将幸福视为纯心理感受，这是非常错误的，完全不符合实际。物质决定意识，幸福经济学不仅是可以研究的，幸福指数更是可以量化，可以统计的，幸福指数完全可以变成一个与现实经济变量挂钩的方程式。

　　我认为幸福研究应该成为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的命题，而且是可以用经济学加以解释的。下面是我提出的幸福方程式：

　　幸福指数 =（ 个人收入 / 周围人平均收入 ）×（ 未来收入预期 / 现在收入 ）×（ 个人收入 / 生存成本 ）× 个体差异

　　以上公式在不严格的情况下，也可以简化为： 幸福指数 = 收入 / 生存成本

　　如果衡量整个社会的幸福指数，也可以这样表示： 幸福指数 = 社会平均收入 / 社会平均生存成本

　　在我看来，第一，民众的幸福指数主要与收入和生存成本两个因素相关，幸福指数与收入成正比，与生存成本成反比。收入越高，幸福感越强，收入越低，幸福感越差， 生存成本越高，幸福感越差；生存成本越低，幸福感越强。中国人在 20 世纪 80 年代幸福感是最强的，因为当时收入在不断增长，生存成本却变化不大。而到了 21 世纪， 随着教育、医疗和住房等改革的渐次展开，国人的生存成本骤然升高，幸福感也就越来越低。

　　第二，幸福感还来自是来自周围人的比较：个人收入高于周围人时，幸福感更强； 收入不及周围人幸福感就差。这种周围人可以是亲戚朋友，也可以是邻居、同事或是所在城市居民，主要是自己见闻所能及，且比较关注的范围。

　　第三，幸福感还与未来预期有关，如果现在收入很高，而对未来预期收入不稳定， 那幸福感就会很差，如果未来有稳定的预期，那幸福感也会很强。这可以从古代的养儿防老和现代的社会保障来证明。在古代，养儿防老其实也是一种收入预期。

　　最后，幸福还与个体素质有关，这主要是指心理素质、心理承受能力，而非欲望。另外，幸福与过去的收入没有关系，因为过去的收入对应过去的生存成本，现在的收入对应现在的生存成本。根据我的幸福指数公式，如果收入上升得很快，而生存成本上升得更快，那幸福感照样不会增强，反而会降低。所以，那些以收入增加来批判民众没有幸福感的说法站不住脚。

　　根据上面的幸福指数公式可知，要想提高民众的幸福感，可以降低民众的生存成本入手，生存成本低了，幸福感自然也就增强了，也可以从建立社会风险的防范机制入手，社会风险越低，民众的收入预期越稳定，幸福感也越强。

　　与萨缪尔森幸福方程的比较，幸福是个古老的话题，前人也留下了很多研究成果，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也曾经提出过一个幸福方程式：幸福 = 效用 / 欲望。

　　萨缪尔森方程式的缺点在于没有与一些具体经济因素挂钩，而是与效用和欲望挂钩，在经济学上，效用和欲望都是主观因素，都没法量化。不仅对提高民众幸福度没有意义，还给了一些政策制定者推脱的借口。比如民众如果说自己不幸福，那有些人就立马拿起伦理的大棒批判民众的欲望太高了！现实中也确实充斥着这样的批判，这非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起到了更坏的效果。

　　在我看来，要将幸福做一个经济学问题研究，除去一切心理因素，采用客观量化的指标。在笔者提出的幸福指数公式中，收入与生存成本都是可以计量，可以统计的因素。

　　根据笔者的幸福学公式，政府只需要做两件事，那就是不断地提高民众的收入， 和不断地降低民众的生存成本，这两点做好了，民众的幸福感自然就会增强。心理因素只能用来解释个体差异，并不是决定幸福指数的根本性因素

　　五、微观幸福程度的另一个衡量指标——幸福剩余

　　以上“幸福指数”更多是用于衡量一个国家的幸福程度，如果从微观上衡量单个个体的幸福指数就不需要那么复杂，对于单一国民的幸福指数笔者建议可以用“幸福剩余”表示，在生存经济学中，

　　幸福剩余 = 收入 - 生存成本

　　幸福剩余就可以用于表示民众的幸福程度，幸福剩余等于收入减去生存成本的差额，对于个人来说，幸福剩余越大，生活的幸福感越强，幸福剩余越小，生活的幸福感越弱。如果我们的收入远远高于生存成本，幸福剩余很大，那么对于我们个人来说， 就是很幸福的，如果我们的收入与生存成本之间的差额很小，那幸福剩余就比较小， 幸福感就会比较弱，当收入等于生存成本时，就没有幸福剩余，这时人们就完全没有幸福感，如果收入还低于生存成本，那么不仅没有幸福，还有痛苦。

　　负债消费一般来说并不会增加幸福剩余，但这一方面要看负债的程度，其次要看债务利息的承受能力以及货币贬值的速度，如果货币贬值很快，负债可以赚取货币贬值的收益，但要承受利息的压力以及其他无形的压力。

　　考虑生存成本的货币贬值问题

　　在生活中，经常会存在货币贬值的现象，而且人们对货币贬值的感觉往往会非常强烈，但是仅仅用通胀是无法解释货币贬值的幅度的，也不符合我们的现实感觉。在生存经济学中，笔者认为生存成本的不断提高才是导致货币贬值的重要因素，比通货膨胀带给我们的货币贬值感更强烈，生产成本的提高的速度基于上是与经济增长的速度同步的，我们在此可以提出一个将“生存成本提高”考虑在内的货币贬值速度计算公式：

　　货币贬值的速度 = 通货膨胀速度 + 生存成本提高的速度 = 通货膨胀速度 + 经济增长的速度

　　而，通货膨胀速度 + 经济增长速度 = 名义 GDP 增速

　　所以在现实中，货币是以名义 GDP 增速进行贬值的，只有这样计算的货币贬值才符合真实感受，也就是说只有考虑了生存成本因素计算出的货币贬值速度才是符合现实感觉的。

　　结论：

　　总之，生存经济学是完全不同于福利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在生存经济学中，生存

　　压力的问题、幸福程度的问题、收入与生存成本变动的问题，甚至宏观经济学中的工资刚性问题、货币贬值速度问题都可以得到完美的解释，可以说生存经济学是一门解释力非常强的学问，根据生存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笔者还提出了建设“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的主张，关于“低生存成本社会”模式的内容将以单独论文进行阐述。

　　(本文作者介绍：经济学家，美国麻省大学达特茅斯CIE经济研究中心原主任，北京海归协会副会长，中国原创经济学论坛发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