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创经济学》书籍连载丨第十二篇：中国经济学创新对西方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革命

　　第十二篇  中国经济学创新对西方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革命

　　——谈“货币政策与金融机构激励相容”理论与“公共产品市场非均衡”理论的经济学意义

　　摘要：长期以来，主流宏观经济模型缺乏金融模块一直是一大缺憾，对此社科院张晓晶发表文章认为“如何把金融找回来”，“构筑宏观经济学的金融支柱”，是宏观分析新范式的使命，本文利用“新财税经济学”中的“货币政策与金融机构激励相容” 理论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回答，新财税经济学构建了货币市场的“中央银行 - 金融机构- 实体经济”三元结构模型，纠正了传统货币理论默认的“中央银行 - 实体经济”二元结构模型的缺陷，新财税经济学中的“公共产品市场非均衡”理论则可以直接指出“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弊端，这两个理论可以形成对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革命，形成了一种中国宏观经济学的新范式。

　　关键词：新财税经济学 中国经济学  金融机构激励相容  宏观经济学范式创新 公共产品市场非均衡 三元结构模型

　　一、“如何把金融找回来”的“张晓晶之问”

　　社科院学者张晓晶一篇在《为何宏观经济学需要新范式》的文章中坚定地认为“如何把金融找回来”以及“构筑宏观经济学的金融支柱”，是宏观分析新范式的使命， 是新范式“最主要的方向”，“主流经济学的自我救赎”就在于“把金融找回来”。张晓晶将“如何将金融找回来”上升到了下一代宏观经济学新范式的高度。发现或提出一个好的问题，向来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第一步，二战之后宏观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大爆炸”就从对“菲利普斯曲线”的研究开始的，这项研究以及其相关研究大概持续了三十年的时间，一直到“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提出才基本结束，菲利普斯曲线中涉及的通胀与失业的关系问题就是一个好问题，以至于二战之后，宏观经济学领域几乎大部分的重大理论进展都是在围绕这一问题的探讨中涌现出来的。

　　二、“货币政策与金融机构激励相容”理论

　　对于“如何把金融找回来的”的“张晓晶之问”，笔者在 2016 年提出的“新财税经济学”理论中就给出了答案，“新财税经济学”并不是如理论命名那样，是一门专门研究财税问题的学问，而是从财税视角出发构建的是一套全新的宏观经济学研究框架，这个框架的核心讲的是“财政税收- 政府债务- 央行利率- 金融投资- 经济创新” 之间的传导机制，得出的结论是只有财税改革才可以避免宏观经济中的一系列问题， 在诸多传导环节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央行货币政策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笔者在解释央行货币政策与金融机构的关系时引入了“激励相容”的概念，提出了“货币政策与金融机构激励相容”的理论。“激励相容”是信息经济学中的概念，笔者将其引入货币学研究，不仅可以成功的解决“把金融机构引入宏观研究”的问题，而且可以提供一种审视货币政策的新视角。

　　“货币政策与金融机构激励相容”理论认为央行发出的货币并不能直接进入实体经济，必须要经过金融机构才可以被输送到实体经济，而在货币输送的过程中，金融机构并不会被动地充当货币输送渠道，金融机构输送货币的积极性主要受到货币利率的影响，利率越高，金融机构的积极性越高，利率越低，金融机构的积极性越低。“量化宽松”时代，央行虽然发行了很多货币，但是同时过量的货币也导致了低利率，而信贷类金融机构都是高利率偏好的，因此在低利率货币政策下，金融机构并没有动力将这些货币输送到实体经济，反而会造成实体经济无资金可用，也就是外生货币过多会影响货币内生，笔者将这种央行货币低利率货币政策与金融机构利益之间的冲突称为“低利率货币政策与金融机构的激励不相容”。

　　三、“中央银行-金融机构-实体经济”三元市场结构模型

　　在传统货币学派的货币政策研究中是不包含金融机构的，也不考虑金融机构的激励问题，传统货币理论建立的是“中央银行 - 实体经济”二元结构模型，从纯需求侧出发，我的货币理论中建立的是“中央银行 - 金融机构 - 实体经济”三元结构模型， 是从货币的供需两侧出发进行研究，在新的货币市场的三元结构模型中，很多原有的理论都会被颠覆。

　　高利率对金融机构积极性的激发，我称之为“利率激励”，信贷类金融机构是高利率偏好的，他们从事货币供给的积极性是货币利率的正函数。那么金融机构为何需要利率激励呢，首先，金融机构本身是中介机构，并没有自己的资金，金融机构的资金都来自募集，最终来源是民众的储蓄或理财资金，当然利率越高，民众储蓄或理财的积极性就越高，这时金融机构就越容易募集到资金，相反，低利率货币环境下，民众没有储蓄或理财的积极性，金融机构就很难募集到资金，第二，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金融机构的利润主要来自“利差”，只有高利率的货币环境才可以为金融机构创造出“高利差”，只有在“高利差”的驱动下，金融机构才有足够的积极性去从事金融放贷业务， 第三，金融机构从事投融资业务也是有风险的，金融机构需要一定的利润去覆盖风险， 如果社会整体利率不高，金融机构的利润都无法覆盖风险，他们也就不愿意去从事货币供给工作，实体经济也就得不到资金。当然我们这里的金融机构主要是指从事实体经济进行投融资服务的金融机构，那些从事证券及金融衍生品交易的金融机构则不在此列，那些机构是低利率偏好的，低利率反而与他们激励相容。

　　在以前的“中央银行 - 实体企业”二元市场结构模型中，货币政策只关注货币的需求方——企业的利益，从来不考虑货币的供给方——金融机构的利益，货币能否到达实体经济并转化为投资，这需要供需双方的共同努力，如果仅仅有企业的货币需求， 没有金融机构的货币供给也是不行的。金融机构的货币供给在金融交易达成过程中， 至少要起到百分之五十的作用，如果忽略了，货币政策就会失灵。金融机构的货币供给意愿并不是一直都存在的，市场利率很低的情况下，市场利率与金融机构利益不相容， 他们就不愿意从事放贷业务，货币供给就会减小。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就是在这方面出了问题，“量化宽松”导致的低利率与金融机构激励不相容，并不会导致货币供给的增加，还会导致货币供给的减小。在历次“量化宽松”实施后并没有出现预想中的社会投资大幅增加的情况，而且还因为低利率过度伤害金融供给方的利益，导致内生货币过少，运行货币总量下降。因为量化宽松释放的只是“外生货币”，还必须要转化为内生货币才能真正地服务于经济增长，而外生货币向内生货币转化的过程中， 金融机构和企业都必须同时努力才行，这当中利率就是决定性因素。

　　商品市场是“物以稀为贵”，货币市场也是而量化宽松最大的危害就是将货币变成了“廉价货币”，导致投融资性金融机构失去贩卖货币的积极性，当然最后就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失败。

　　弗里德曼将大萧条归结为紧缩性货币政策，并希望通过“直升机撒钱”这样的宽松的货币政策拯救经济危机，其中最大的缺陷就是忽视了金融机构的激励问题。

　　现代货币学中，货币需求理论和货币供给理论是割裂的，货币需求理论的缺陷在于都是从民众的角度思考货币需求，而企业和政府才是货币需求的主要角色。理论上的货币供给数值与“有效货币供给”并不是一回事，由存款准备金率决定的货币供给只是一个理论值，在现实上是要受到金融机构制约的，“有效货币供给”的最大化才是我们真正要追求的结果。而货币供给理论与货币需求理论最终也要统一到一个框架之下。

　　四、只有“最优央行利率”才可以达到“有效货币供给”的最大化

　　“货币政策与金融机构的激励相容”理论是本人将金融体系引入宏观经济研究的一种方式，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了第四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一个国家能否实现创新式增长则取决于这个国家用于支持创新的“创新资本”的总量有多少，国家竞争最终取决于“创新资本”总量的竞争，而创新资本的募集则需要高货币利率环境做基础， 因为创新资金很多也来源于其他金融机构，金融机构资金募集的难易程度也决定了创新资本的总量。

　　笔者还在“货币政策与金融机构的激励相容”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最优央行利率”的理论，“最优央行利率”是在充分考虑货币需求方和货币供给方利率偏好相反的基础上提出的，笔者提出信贷类金融机构是高利率偏好的，企业是低利率偏好的， 央行制定利率政策既要兼顾货币供给方的利益，又要兼顾货币需求方的利益，“最优央行利率”是一个可以实现货币供给方积极性与货币需求方积极性均衡的利率，在这个均衡利率之下才可以达到有效货币供给的规模最大化，除此之外的央行利率，有效货币供给规模都会更小。按照“最优央行利率理论”，央行不能再随意地进行货币调控，而是应该将利率固定在一个最优央行利率上，这个最优央行利率，也可以称为“黄金利率点”，或“利率的黄金水平”，这对于货币政策来说，这肯定是一个革命，因为按照“最优央行利率”理论，央行的货币调控功能基本被废除，这样因为央行货币调控所导致的一系列问题也将消失。

　　五、从“公共产品市场非均衡”理论看“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错误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还有一派是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该理论强调“技术冲击”后市场自动恢复均衡的观点是不完全正确的，首先，市场经济是由私人产品市场和公共产品市场两部分组成的，价格调节与市场均衡只能发生在私人产品市场，这对公共产品市场是无效的，公共产品的供给会受到政府预算影响，短期可以通过赤字调节，但长期看，受到税收制约，而税收是刚性的，“税收刚性”决定了公共产品市场是很难均衡的，绝大部分时候都处于“非均衡”状态，笔者也将这称为“公共产品的市场非均衡” 理论。因此“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中强调的市场均衡只能是私人产品市场的“局部均衡”， 而不是包含共产品在内的全体市场的“整体均衡”，而公共产品市场的非均衡也是导致经济危机的因素之一，因此完全意义上的市场自动均衡在现实中是无法实现的。

　　其次，“技术冲击”对社会的冲击不是均衡的移动，仍然是从均衡到不均衡的改变，首先技术进步会导致私人产品供给的增加。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是必须合理匹配的，私人产品供给的增加也会对公共产品的供给提出更大的要求，但公共产品的供给因为税收制约而不能自动增加，这就导致了公共产品市场的供需失衡，因此“技术冲击” 仍然导致的仍然是市场不均衡的出现。

　　新财税经济学强调一个国家的市场和谐是建立在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合理“匹配”基础之上，比如我们有多少私人汽车，就需要多少公路，有多少城市人口，就需要多少城市清洁人员，一旦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匹配不合理就会出现经济社会系统的紊乱，这种经济社会系统的紊乱可以表现为交通拥挤，环境脏乱，贫富差距过大、社会风险增加等问题。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的“错配”，主要是由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造成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也可以称为“公共贫困”。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属于互补品，私人产品的供给是随着技术进步不断提高的，但是公共产品的供给提高却受到税收制约，不能随便提高，因此一个国家的政府应该经常进行财税改革，保障公共产品的供给与私人产品的供给的及时匹配，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的匹配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还应该是一个“主动匹配”的过程，公共产品如果不去主动匹配私人产品的增长， 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长期错配”就会发生社会紊乱，严重的话会演变成经济危机。

　　六、“张晓晶之问”与“高连奎之答”

　　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主流是芝加哥学派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分别是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和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在这三个学派中，只有理性预期学派在行为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的攻击下，其微观基础已经瓦解。笔者提出的“货币政策与金融机构” 激励相容理论则可以瓦解货币学派，笔者提出的“公共产品市场非均衡”理论也可以瓦解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笔者这两个理论就可以完成对西方“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革命。

　　综上所述，笔者的新财税经济学，不仅回答了“如何把金融找回来”的核心问题， 解决了将金融体系融入宏观经济分析模型的难题，而且提出了超越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新分析范式。除了金融之外，新财税经济学还将传统宏观经济学中没有的“财政税收”“政府债务”等问题也引入了宏观经济模型。新财税的“新”就在于用宏观的视角看待财税问题，而不是就财税而谈财税，新财税经济学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称为宏观财税学，或是宏观经济学的财税学派。

　　(本文作者介绍：经济学家，美国麻省大学达特茅斯CIE经济研究中心原主任，北京海归协会副会长，中国原创经济学论坛发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