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创经济学》书籍连载丨第六篇：“政府经济政策偏好”理论

　　第六篇  “政府经济政策偏好”理论

　　——政府对经济政策的选择研究兼议中国经济成功的原因

　　摘要：政治肯定会影响经济，但长期以来人们并没有建立起政治制度是如何影响经济的逻辑链条，因为政治制度并不能直接影响经济，而是间接影响经济，这种间接影响虽然可以通过统计实证研究其影响的程度，但我们更应该弄清其影响的机制与逻辑。在此我引入一个中间概念——“政府经济政策偏好”。“政府经济政策偏好”理论是研究一个政府的经济政策偏好是如何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的理论，不同政治制度下的政府有着不同的经济政策偏好，他们面临同样的经济问题时，因为不同的经济政策偏好，制定的经济政策也不相同，当然他们最终的经济表现也就不同，政府经济政策偏好理论可以解释中美之间不同的经济政策选择。

　　关键词：政府经济政策偏好 公共选择理论 经济政策制定 中国经济成功

　　引言

　　经济政策偏好理论属于经济学理论与政治学理论的交叉地带，目前研究这一领域的有公共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规制经济学等学科，其中公共经济学研究的是政府如何弥补市场失灵，公共选择学派研究的是民众如何选择执政领导人，也就是投票能否反映民意，规制经济学研究的是政府如何规制垄断。在以上几个学科中，政府经济政策偏好理论与公共选择学派的研究最为相近，但也不同，公共选择学派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政治问题，其研究对象是政治，而不是经济政策，而我的研究则与他们相反， 经济政策偏好理论是从政治的角度研究经济，研究对象还是经济政策，而不是政治， 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是民众如何选择政府，而经济政策偏好理论则是研究的政府如何选择政策，因此政府经济政策偏好理论虽然与公共选择学派有些相像，但研究领域、研究方向却完全不同，结论也不同。政府经济政策偏好理论从本质上属于政府经济政策选择理论。

　　一、政府经济政策偏好理论的基本原理

　　政治体制并不直接影响经济，但政治体制可以影响政府官员的“经济政策偏好”， 再通过官员的“经济政策偏好”影响经济政策制定，政府的经济政策制定又决定了经济表现，这才是政治体制影响经济表现的主要逻辑。因此研究不同政治制度下的政府经济政策的偏好差异是政府经济政策偏好理论的重要课题。

　　政府官员为何会出现不同的经济政策偏好，这一方面是由其政治理念的不同造成的，比如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就拥有不同的政策偏好，他们在税收政策、社会福利政策、经济管理方面都有不同的理念，但这种由个人或党派理念不同造成的经济政策偏好差异并非本文讨论的重点，也不是经济政策制定的决定性因素，我们要讨论的是由政治制度造成的经济政策偏好，是去除个人或党派理念因素之后，纯粹因政治制度差异而产生的具有共性的经济行为。

　　我们要研究不同政治制度下不同政府的经济政策偏好，我们首先对政府的政治制度进行分类，我们主要以中国和西方国家为例进行研究，西方国家主要是指西方多党制国家。不同政治制度下不同政府的经济政策偏好主要是由其选拔机制、政党机制、任期机制和经济决策机制等多方面决定的，中国与西方国家最大的区别就是中国是一党长期执政，西方是多党轮流执政，执政任期长短决定经济政策具有长期主义与短期两种倾向，任期越长，经济政策越倾向于长期主义，任期越短，经济政策越倾向于短期主义。一个国家党派越多，同一个政党的执政期就越短，经济行为越趋于短期化。

　　在相对固化的政治制度之下，官员很难自主选择经济政策，因为官员执政不仅为了实现其理念，也是为最大化其政治利益，当理想与现实政治利益相冲突时，他们肯定选择现实利益，长期主义经济政策虽然对国家有利，但其利益并不一定在官员的任期内显现出来，所以多党制下的官员一般都优先选择短期主义经济政策，而中国作为一党制国家，政府的经济政策则更加偏重于长期主义，也可以避免短期主义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

　　二、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偏好差异

　　在“政府经济政策偏好”理论中，经济政策可以分为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金融监管政策，产业政策、政府投资政策、国企政策等，在对待这些政策上，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态度差异极大，长期就会产生比较明显的经济政策效果差异，各个国家也会表现出不同的经济增长情况。

　　在财政投资政策偏好方面，中国与西方多党制国家在看待财政投资政策的效果上并没有太大区别，几乎所有的政府都知道财政投资可以促进经济增长，都尽可能地多花钱，比如在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总体上台之处都会将财政投资作为拉动经济增长措施。中国也一直将财政投资作为经济增长手段。但唯一不同的是，在西方民主制度下，由于程序复杂，两党互相掣肘、互相否决等因素的影响，西方国家的财政投资与公共工程很难实行，而且建设得特别慢，所以虽然中国和西方国家在政府投资的倾向上相同，但实施起来，中国却比西方国家要效率高得多，因此经济危机爆发时中国可以比较容易地通过政府投资拯救经济。

　　在货币政策偏好方面，中国与西方国家具有明显的差异，西方国家比中国更喜欢低利率货币政策，首先，低利率政策相比财政投资政策实施起来更容易，其次，西方国家政党轮换很快，即使低利率政策刺激出了资本市场泡沫也并不一定在自己任期内破裂，而资本市场泡沫反而可以作为执政党的政绩进行宣传。但作为一党制的中国则不同，中国比较注重防通胀，所以很少采取极低的货币利率，中国不希望经济出现货币超发引起的资本市场泡沫。从效果来看，低利率虽然可以在短期内促进经济萧条的恢复，但从长期来看则弊端很多，因为低利率可以摧毁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利率越低， 金融机构被摧毁得越厉害，当金融机构被摧毁后，一个国家的创新与增长也将被摧毁， 关于这点，我在第四代经济理论中有详细介绍。另外中国对资本泡沫也比较敏感，往往会及时处理泡沫，但西方多党制国家则不会，他们会将资本市场的泡沫当作自己的政绩加以宣扬。所以西方多党制政府偏好的低利率货币政策对经济会产生长期的危害。中国选择的高利率货币政策虽然表面上对经济促进作用不大，但可以有效调动金融机构的积极性，最终资金供给效果更优，也更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创新增长，也不会出现资本市场泡沫破裂导致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

　　在对待繁荣与萧条方面，中国与西方国家偏好也不同。中国不仅干预经济萧条，

　　也干预经济繁荣，防止经济过热，而西方多党制国家只干预经济萧条，从来不干预经济繁荣。萧条的唯一原因就是繁荣，一个国家如果不及时治理经济过热或金融泡沫， 就会酿成经济危机，一旦经济出现危机，就需要很长时间经济才可以修复，西方多党制国家对经济过热或金融市场泡沫的纵容导致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经济危机，而中国总是及时挤出经济体系的泡沫，中国每隔一段时间就出台治理产能过剩的经济措施，所以中国很少发生经济周期，中国经济可以实现复利式增长，而西方国家则很难

　　实现复利式增长，他们往往一段时间经济增长，一段时间经济衰退，周期性非常明显， 繁荣时期的经济增长经常被萧条期的经济衰退所抵消，由于政治任期的存在，西方国家的政客算计的是经济危机不在自己的任期内发生就行，他们不但不认真治理经济泡沫，反而陶醉于泡沫带来的虚假繁荣，所以西方国家的经济周期与他们的政治周期一样， 从来没有消失过。

　　在经济危机治理政策方面，中国与西方国家也存在政策偏好差异，面对经济萧条， 西方多党制国家更愿意优先选择货币政策治理经济萧条，因为货币政策实施起来更加容易，只需要中央银行就可以实施，而财政政策实施难度就要难得多，需要国会批准财政预算，如果执政党不掌控国会，财政预算就很难被批准。但货币如同绳子只有拉力， 没有推力，货币政策在治理经济萧条时虽然简单，但是效果慢，远远没有财政政策来的明显，因此用货币政策治理经济萧条会明显延长萧条的时间，而财政政策治理经济萧条则需要的时间短得多，基本上可以做到药到病除。

　　在税收与债务政策的偏好方面，中国与西方多党制国家的政策偏好差异也很大， 中国轻易不全面减税，但多党制国家则频繁将减税作为经济刺激的手段，但减税是一个利近害远的经济措施，而且减税必然伴随着借债，由于政党轮替，每个政党的领导人都在自己任期内拼命借债，都希望把债务甩给下一任领导人，而下一任领导人基本上就是反对党，所以他们借债可以毫无顾忌，很容易就将国家推入债务深渊，而中国作为一党制国家不可能将债务甩给别人，所以相对非常注重控制政府债务，中国一般只对中小企业减税，几乎从没有采取全面减税这种利近害远的政策。从经济发展的角度， 一个国家也没有长期减税的财政空间，因为一个国家随着经济发展，需要不断地提高税收，这点在我的新财税经济学中有详细论述。从经验来看，一个国家党派越多，政府债务越多，党派越少，政府债务控制得越好，2010 年发生欧洲债务危机的希腊、意大利等国家基本上都是极端多党制国家，这些国家都有三个或三个以上的政党在执政。

　　在产业政策的偏好方面，中国与西方多党制国家都认为产业政策都非常重要，西方国家虽然宣称自由主义，但是每个上任的领导人都会出台大量的产业政策，比中国一点也不少，甚至更多，因为西方国家每个产业都有自己的利益集团，各个利益集团都会游说议会出台各种产业政策。在产业政策方面，中国与西方的区别在于，中国制定产业政策更加看重国家的长远利益，而西方国家制定产业政策则更多出于利益集团的压力，在利益集团的压力之下制定的产业政策并非都是对国家有利的，甚至连弗里德曼、奥尔森等美国经济学家也都不讳言这一点。

　　在金融政策方面，中国与西方国家也有不同的偏好，中国在金融方面更加注重金

　　融风险的防范，中国从不放任股市泡沫，也不放任影子银行的无序发展，不鼓励无益于实体经济发展或无法监管的所谓金融创新，对资金盘等金融集资诈骗活动更是进行零容忍，这样既维护了国家的金融安全，保障了居民资产的安全，更是维护了金融稳定， 保障了经济的平等运行，避免了系统性金融风险。

　　在对待国企的态度方面，中国与西方也有着非常大的偏好差异，中国拥有庞大的国企，西方国企则很少，但国有企业在逆周期投资、重大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确实有着重大优势，国企虽然管理效率不如民企，但在“供给效率”和社会责任方面显然强于民企。在中国，国企一直是高供给难度产品供给的主力军，也是经济周期逆向投资的主力，对保障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平等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同样也为中国创造大量的税收收入，关于国企在供给效率方面相对于民企的优势，笔者在平衡经济学中有详细阐述。

　　以前人们喜欢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分为自由主义与干预主义两种，但我认为将经济政策分为“长期主义”与“短期主义”两种倾向更加合适，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对经济的不干预，只是干预的方式不同，干预的目标不同，中国政府一般基于长期主义对经济进行干预，西方国家大多数是基于短期主义对经济进行干预，这是中国与西方政府经济政策偏好的根本性差异。

　　凯恩斯曾经说过，世界是由少数人统治的。那些自以为不受任何思想家影响的‘实干家’，大多不过是一些已故经济学家的思想的奴隶，但当我们理解了“政府经济政策偏好”理论之后，就应该在凯恩斯的名言后面补充一句，“政治家想当一个已故思想家的奴隶也是很难的，他们更多是充当现实短期经济利益的奴隶，他们的经济政策并不能按个人思想偏好决定，而是在其政治体制框架内，遵循个人短期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制定，他们无法摆脱现实政治制度对其产生的影响，他们的经济政策偏好不是其个人偏好，而是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下的经济政策偏好”。

　　三、中国经济成功的解释

　　中国经济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关于中国经济成功的解释也有很多，比如持新自由主义观点的人认为中国的成功是市场化的成功，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市场经济国家，但并不是哪个国家的经济都成功，也有经济学家如张五常认为中国成功是县域竞争的成功，中国经济确实存在城市竞争，但就此将其归结为中国经济成功的因素， 显然非常勉强，李稻葵主张从“政府激励”的角度解释中国经济的成功，并采用了周黎安的“政治锦标赛”的概念，这种解释角度其实与张五常的“县域竞争”并没有太大区别。

　　其实在我看来，不能将中国的成功归结为单一因素的成功，其实无论是哪个国家的政府，其宏观经济的政策框里都没有多少新鲜工具，无非是货币政策、财税政策、产业政策等几种，中国经济的成功不是因为采取了某一特殊政策，而是因为中国在很长时间内都实行了正确的经济决策，最终实现了复利增长，成就了中国经济奇迹，中国经济的成功是长期积累的成功，那世界上为什么只有中国能够长期实行正确决策， 而取得持续性成功呢，而其他国家都发生了中途折戟，或频繁的经济危机，这只能用“经济政策偏好理论”来解释就。经过前面对比分析，我们就很容易分析出，相当于西方多党制国家，中国政府所偏好的经济政策更是基于长期主义，而非短期主义，更有利于经济长期增长，好的经济政策长期执行下来当然就会形成比较好的经济效果。

　　根据政府经济政策偏好理论，一个国家是否有前途，主要看这个国家的政府偏好的经济政策是否有利于经济长期发展，中国政府偏好的经济政策决定了中国不容易出现经济周期性危机，也不容易过度负债，中国创新可以得到更多的资本支持，中国不会出现严重的资本市场泡沫。所以中国能拥有长期的比较好的经济发展局面，而西方多党制政府所偏好的经济政策正好相反，他们放任经济虚假繁荣，对资本市场的泡沫置之不理，随意减税造成政府债台高筑，过度依赖货币放水导致金融体系和创新体系被摧毁。所以他们的经济频繁发生危机，经济积累性差，成长性差。相对于西方国家， 中国经济的成功是对宏观经济治理坚持从长期利益出发，放弃短期功利主义政策的结果。而中国能做到这些，关键还是因为中国政治制度的稳定，政治的稳定可以导致经济的稳定，一个国家没有稳定的政治生态，也就不可能有稳定的经济政策。

　　(本文作者介绍：经济学家，美国麻省大学达特茅斯CIE经济研究中心原主任，北京海归协会副会长，中国原创经济学论坛发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