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领袖 | 李庚南
曾几何时，存款利率踏上了漫漫“熊”途，一波又一波的降息潮拍打着存款人的“小心脏”。居民存款利率一路从“3时代”快步进入了“1时代”。
进入4月份以来，又一波存款降息潮袭来。从村镇银行、农商行到城商行，再到股份制银行，各大银行纷纷下调银行存款利率。多数银行存款产品的利率已低于2%，进入“1字头”时代，高于2%的三年期、五年期等存款产品已非常稀缺，一些银行还提高了定期存款起存门槛。实际上，贷款市场利率锚换为LPR之后，存款的政策利率已渐渐淡出。存款利率的变动往往由大型银行发起，中小银行则亦步亦趋，以至于在降息潮中，孰先孰后已难区分，但中小银行总体表现更激进。
商业银行下调存款利率的驱动由何而来？
逻辑上，靠赚取存贷利差为主要盈利模式的传统银行机构都有尽可能降低存款利率、上调贷款利率的内在冲驱动。只不过，基于市场激烈竞争下的价格博弈、监管部门的政策调控以及市场环境的约束，银行机构在存贷利率调整方面总体表现得比较审慎、克制，但随着经营压力的增大，特别是在监管窗口指导之下，这种内在驱动会兑现为行动。联系前不久多家银行同步决定从4月1日起将消费贷款利率上调至不低于3%，这波存贷款利率的联动无疑是当前商业银行面临净息差不断收窄压力的顺理成章之操作。净息差收窄至少从内外两方面对银行持续经营构成压力。
从内部看，净息差收窄将直接削弱银行的利息净收入，并通过杠杆效应放大对净利润和资本充足率的负面影响，制约银行业务的扩张，乃至使银行市场估值承压。一是对通过影响利息净收入拖累净利润增长。传统银行利息收入占总收入的60%-80%，净息差收窄直接导致净利润率下滑。有关研究表明，若净息差下降0.1%，ROE（净资产收益率）可能下降1%-2%。二是可能倒逼风险偏好，增大银行的信用成本。在净息差收窄情况下，银行机构为弥补收入损失，可能转向高风险资产（如高收益贷款或债券），因此可能导致不良贷款率上升，进而导致拨备计提增加，进一步侵蚀利润。三是制约业务扩张能力。净息差所导致的利润下降势必影响银行内源性资本补充能力，在资本充足率监管约束之下，资产扩张能力必然受限。四是使银行市场估值承压。对于上市银行而言，净息差是银行股估值（如市净率P/B）的核心指标。如果银行净息差持续收窄的态势不能得到控制，那么市场因长期净息差收窄的预期会直接压低银行股估值。正是基于上述因素，银行具有通过降低存款负债成本以抵御净息差收窄压力的内在驱动。
从外部看，通过降低存款利率或提高贷款利率以化解净息差收窄压力，是银行满足监管要求的外部驱动。按照央行指导下的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及《合格审慎评估实施办法（2023年修订版）》，自律机制成员银行应参考以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为代表的债券市场利率和以1年期LPR为代表的贷款市场利率，合理调整存款利率水平。《合格审慎评估实施办法（2023年版）》设定的商业银行净息差预警线为1.8%。若净息差低于1.8%，将在监管评估中被扣分。对于存款利率市场化调整及时高效的银行，央行则会给予适当激励，包括：满足要求的基础成员可以参与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和 LPR场外报价，参与发行包括同业存单、大额存单在内的涉及市场基准利率培育的金融产品创新；核心成员可参与自律机制工作会议并行使审议表决权，在参与 Shibor 和 LPR 报价、发行交易涉及市场基准利率培育的金融产品时先行先试等；观察成员则根据利率自律管理需要，按照央行及利率自律机制的安排，参与发行同业存单等涉及市场基准利率培育的金融产品。正因为监管对商业银行存款利率合意调整情况有上述激励与约束，为满足央行《合格审慎评估实施办法（2023年修订版）》对存款利率合意调整幅度要求，银行必然有通过下调存款利率或上调贷款利率来对冲净息差收窄压力以实现监管达标的驱动。
当然，上述净息差收窄的压力是当前大多数银行面临的共同压力。从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公布的数据看，2024年末商业银行整体净息差已降至1.52%，其中大型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民营银行净息差分别为1.44%、1.61%、1.38%、1.73%和4.11%。
显然，如果仅就目前各类银行的整体净息差水平看，中小银行的净息差收窄压力并非最大，何以表现出来的降息驱动更明显、更强呢？这主要源于以下几个方面因素。一是中小银行负债成本更高，降低负债成本的驱动更强烈。中小银行为吸引储户，往往提供比大型银行更高的存款利率。同时，中小银行核心存款（如活期存款）占比较低，依赖高利率的定期存款和大额存单，进一步推高负债成本。二是中小银行贷款收益率下降更快，资产端定价能力弱。在支持实体经济的政策导向下，此前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多次下调，导致银行资产端收益率普遍下降。而中小银行由于客户资质较弱、议价能力不足，贷款收益率降幅更大。三是中小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占比低，盈利模式单一。中小银行收入高度依赖存贷息差。面对净息差收窄，中小银行缺乏其他收入来源缓冲。
依赖降低存款利率来对冲净息差收窄可持续吗？
撇开监管窗口指导因素，通过降低存款利率、抬高贷款利率下限（尽管一定程度上受到宏观政策导向的约束），无疑是商业银行应对净息差收窄的本能之举，是商业银行个体理性的体现。但是，从信贷运行的基本商业逻辑及可持续发展的视角看，一味依赖于降低存款利率以维持合意的净息差要求显然并不可取。
首先，有悖于信贷运行的基本规律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利率实际上是资金的价格，无论是存款利率，还是贷款利率，其变动的方向显然不应也不可能是单向的，而应是双向的，即上下波动。利率价格波动的幅度、频率及方向逻辑上应由一定时期资金供求关系来决定，——这应该是完全利率市场化下的基本逻辑。也就是说，存款利率的下调一定是有底线的，不可能无休止地下降。这一底线应该是以无风险利率及10年期长期国债收益率为参照的，逻辑上还应考虑CPI指数。所谓的西方国家负利率的说法，其实是一种似是而非的佐证。因为，在一些国家出现的所谓负利率，实际上是指央行对商业银行再贷款利率，而非对民众的存款利率。尽管商业银行下调存款利率有其合理的因素，但若一味依赖于降低存款利率来维持既有的净息差水平，显然并不符合科学的可持续的发展理念。
其次，一味地降低存款利率，有悖于信贷的基本逻辑和基本精神，对存款人显然有失公允。理论上，银行存款、贷款包含两重借贷关系：贷款反映的是银行与借款人的关系，银行是贷方，企业（个人）是借方；存款反映的是存款人与银行之间的借贷方向，存款人是贷方，银行是借方。既然存贷款背后蕴含的都是借贷关系，那么都应遵循借贷的基本原则，体现平等互利的市场交易规则。也就是说，逻辑上借贷资金价格（利率）的确定应该是作为资金贷出方的存款人与作为资金借入方的银行相互协商结果，应体现对双方利益的兼顾，存款利率形成的背后应体现平等互利的借贷契约关系。换言之，净息差实际上反映的应该是商业银行存、贷两端的议价能力的比较结果。实际上，让市场来决定商业银行在存、贷两端的议价能力，也应该是利率市场化程度的衡量尺度。
应对净息差难道只有加减法吗？
联系前不久消费贷利率底线的上调，不难得出：当前银行机构应对净息差受窄压力的基本逻辑和路径就是做加减法：一方面，尽可能做加法，提高贷款利率（在政策鼓励持续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导向之下，提升贷款利率的做法显然并不可行，而且空间也日益收缩）；另一方面，就是做减法，降低存款利率。
但是，商业银行应对净息差收窄压力的办法，难道只有加减法吗？我们知道，净息差=利息净收入/平均生息资产余额*100*折年系数。从净息差的计算公式看，显然并非如此。
银行试图稳住净息差的方法，即提高贷款利率、降低存款利率的做法，显然仅仅是单纯从分子端入手，扩大利息净收入（利息收入—利息支出）。实际上，还可从分母入手。按照公式：平均生息资产余额=（期初生息资产余额+期末生息资产余额）/2*折年系数；这里的生息资产包括贷款、债券投资、存放央行款项等能产生利息的资产。
如何实施分母策略？至少包括两方面：一是节约资本，降低生息资产平均占用水平，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值得注意的是，平均生息资产余额的算法采取的是简单的算术平均法，无法准确反映期中生息资产占用情况，实际上，期中生息资产占用可能更高，意味着净息差还要更低。而且，如果从净息差监管考核来看，不排除机构在期末时点上通过账务处理或表内转表外的方式，降低期末生息资产占用，从而提高净息差指标。二是通过优化资产组合，提升净息差水平。在生息资产总量不变前提下，提高利息回报高的资产（如贷款）占比，降低利息回报相对低的资产（存放央行款项）占比。同一生息资产如贷款，还可以考虑优化贷款客户结构提升整体贷款利息收入水平。
因此，为化解净息差日益收窄带来的压力，商业银行应开拓思维，走出简单的加减法藩篱，兼顾分子、分母策略。关键是要优化资产负债结构，提升资产负债平衡能力，通过差异化经营（如提升绿色金融、小微企业贷款占比）维持净息差韧性。
必须直面的是，按照利率市场化的逻辑，净息差收窄是必然趋势。因此，承认净息差收缩的趋势性并通过优化资产负债管理来降低净息差对盈利能力的影响，是商业银行在经营思维上应有的转变。作为现代银行，除了优化资产负债管理外，还应该根据产业资本利润率下行趋势来合理调减金融资本利率的预期目标，这或是商业银行需要作出的艰难抉择。
(本文作者介绍：先后供职于工商银行、人民银行，现为银行监管部门人士，长期负责小企业金融服务推进工作，潜心研究小企业金融服务问题。)
责任编辑：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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