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国际：日本外交危局引发经济反噬，巨额刺激推高主权债务风险

2025年11月26日11:24 作者:赵红静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发表涉台错误言论，引发中国强烈抗议，负面效应已由外交领域迅速蔓延至经济、社会等多个层面，形成系统性反噬。其言论导致日本陷入“周边外交孤立”，地缘政治风险急剧攀升，叠加国内执政根基不稳、政界人士接连警示与民众抗议，政权稳定性备受质疑。在日本经济本已面临内需疲软与美国关税冲击的脆弱局面下，错误言论引发中国出台的系列反制措施，使其面临丧失最重要外部缓冲市场的风险，陷入“内外交困”的恶性循环。为应对经济困局，政府拟推出新冠疫情以来规模最大的财政刺激方案，然而此举短期或托底经济，长期来看却将进一步加剧本就严峻的财政状况。目前日本政府债务负担率在全球主要国家中高居首位，而近期长期国债收益率飙升与日元持续贬值，均反映出市场对其债务可持续性的深度担忧，以及对未来政策路径信心不足。在此背景下，日本主权债务风险已步入上升通道，后续需密切关注其政局演变、央行政策调整与国债市场波动，以动态评估其信用趋势。

　　一、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论使日本陷入“周边外交孤立”，地缘政治风险显著攀升，加之国内执政根基不稳，或使其深陷“短命政权”危机，日本政局稳定性面临持续挑战。

　　日本陷入“周边外交孤立”状态，地缘政治风险显著攀升。当地时间2025年11月7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答辩中就日本安保法中的“存亡危机事态”悍然发表涉台挑衅言论，引发中国强烈不满，且经中国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后仍拒不撤回。高市早苗执政不足月余内，就涉台、独岛及安保等领域所发表的系列挑衅性激进言论，已招致中国、俄罗斯、朝鲜及韩国等国的集体批评。高市早苗的顽固立场，折射出日本国内保守右翼势力持续抬头及军国主义思想倾向，其政府近年来大幅增加防卫预算、推动修宪扩军、发展进攻性武器，乃至图谋放弃“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举动，均对亚太地区和平与战后国际秩序构成了严重挑战。

　　与此同时，国内执政根基不稳或使高市早苗内阁深陷“短命政权”危机。尽管高市早苗得到安倍派和麻生派等保守势力支持，但执政联盟在国会两院仍为“双少数”局面，政策推行备受在野党掣肘。更为关键的是，因在处理“黑金政治”、安保理念、人事安排等问题上的分歧及对高市早苗极端路线的担忧，公明党退出，导致长达26年的“自公执政联盟”破裂。随后自民党虽与维新会组建合作，但双方缺乏历史积淀，且存在政策与利益分配矛盾，联盟稳定性存疑。此外，高市早苗的涉台言论同样在日本国内引发强烈反弹。日本政界人士及多个民间团体在东京举行抗议集会，要求高市早苗辞职。同时，包括最大在野党党首野田佳彦、前首相石破茂与鸠山由纪夫、以及公明党党首齐藤铁夫在内的多位政要均对高市早苗的不当言论公开提出批评和警示。鉴于2020年以来日本已因派阀斗争、经济疲软及外交困境历经四度易相，高市早苗当前面临的严峻局面，令外界担忧日本政坛将重蹈“短命政权”的覆辙。

　　二、在日本经济本已“内力不足、外遭打击”的脆弱时刻，涉台错误言论引发的中国反制措施，使其面临失去最重要外部缓冲市场的风险，正陷入“内外交困”的恶性循环。

　　高市早苗的涉台言论所引发的中日关系紧张，已成为日本经济复苏的最大外部风险。中国迅速采取的一系列反制措施将对日本的关键经济部门产生直接冲击。

　　第一，中国赴日旅游人数下滑将对高度依赖中国游客的日本服务业造成直接打击。日本政府观光厅数据显示，2025年1月至9月，访日外国人旅游消费总额达6.92万亿日元，其中中国内地与香港游客合计贡献约30%，是日本最大的外国客源市场。自11月14日以来，中国有关部门陆续发布赴日旅游安全提醒与谨慎赴日留学预警，导致中国游客赴日意愿明显下降。投资者预期上述措施将冲击相关企业，因而迅速抛售相关股票。11月17日，日经225指数开盘迅速走低，跌幅一度超过1%，多只消费类个股大幅下挫。此外，多场中日交流活动暂停，京都、大阪等传统旅游热点地区的酒店预定取消率明显上升，零售、餐饮与交通等行业受到广泛波及。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于11月16日预测，中国政府的旅游提醒可能导致日本未来一年旅游消费收入减少约2.2万亿日元，拖累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减少0.36%。

　　第二，日本水产行业因对华出口渠道再度受阻而面临严峻挑战。根据日本农林水产省统计，2024年该国水产品出口总额为3609亿日元，较上年下降7.5%，主要原因正是中国（其昔日最大出口市场）自2023年起因福岛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问题实施的进口限制。尽管2025年6月中国对北海道、青森县等37个县区有条件放宽进口限制，局势一度有所缓和，但高市早苗的不当言论导致这一重启进程被迫中断。据初步估算，此次事件为日本水产及相关产业链（涵盖物流、仓储与加工）带来的年度潜在损失可能高达1100亿日元。

　　第三，日本的经贸与投资活动与中国市场深度绑定，任何潜在的双边关系波动都将传导至其宏观经济层面。从贸易结构来看，中国长期保持着日本最大贸易伙伴、最大进口来源国及第二大出口市场的地位。2024年，中日双边贸易额达3083亿美元，其中日本对中国出口额1562.5亿美元，对中国进口额1520.1亿美元，规模庞大。若中日关系持续紧张，将通过需求减弱、双向投资放缓以及日企在中国业务受挫等渠道，直接削弱日本的外部增长动力，并加剧其内需疲软的结构性困境。尤为关键的是，在半导体等战略产业领域，日本对中国稀土原材料存在一定依赖，而中国同时也是其半导体制造设备的重要出口市场。日本媒体担忧，若中国对稀土实施更严格的出口管制，将冲击日本汽车、电机等高端制造业，并直接影响日本企业在中国市场的巨额收入（约占企业总收入的20%~30%）。

　　即便不考虑外交危机的冲击，日本经济也已在内需疲软与美国关税压力的双重夹击下陷入脆弱状态。2025年第三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按年率计算下降1.8%，为2024年第一季度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反映出内需与出口同步走弱的严峻局面。内需方面，持续的生活成本压力与疲弱的薪资增长持续抑制家庭消费意愿，占日本经济总量过半的私人消费增速从二季度的0.4%显著放缓至0.1%。截至2025年10月，日本CPI与核心CPI均同比上升3%，已连续三年半保持在或高于日本央行2%的目标水平。价格上涨主要源于服务类价格（酒店住宿等）、汇率贬值推高的进口耐用品成本以及大米等食品价格持续居高。此外，受4月起住宅节能标准收紧影响，3月出现“抢搭末班车”的需求，导致三季度民间住宅投资环比下降9.4%，为三个季度以来的首次负增长。外需方面，尽管日美双方于2025年7月达成协议，将对等关税税率从25%降至15%，但这一税率仍处于历史高位，美国关税政策继续通过三种途径冲击日本经济：直接削弱日本对美出口商品的价格竞争力；抑制全球贸易活动，间接拖累日本出口与生产；政策不确定性对日本内需造成负面影响。美国作为日本第一大出口贸易市场，约占其出口总额的20%，更是汽车等主要出口产品的最大出口市场。受高关税影响，日本出口已连续四个月萎缩，三季度商品与服务贸易出口环比下降1.2%，拖累GDP增速0.2个百分点。

　　日本面临失去中国市场缓冲的风险。日本10月对美国出口连续第七个月下降，不过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增长了3.7%，部分得益于对亚洲其他国家的出口增加。在中日关系稳定时期，日本企业尚可以通过中国市场对冲其他地区的经济风险。但在当前形势下，这一重要的外部缓冲渠道可能受到阻塞，日本经济界纷纷表达担忧，指出在需要全力应对美国关税冲击的关键时刻，失去中国市场无异于雪上加霜。

　　三、巨额经济刺激方案无异于饮鸩止渴，不仅难以根治经济顽疾，反而会加剧已然危如累卵的财政状况，使主权债务风险持续承压。

　　面对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高市早苗政府计划推出大规模经济刺激措施作为应对。2025年11月21日，日本内阁通过了一项总额高达21.3万亿日元的经济刺激计划，成为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日本政府规模最大的经济刺激措施，反映出高市早苗的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倾向。该方案涉及一般账户支出17.7万亿日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7%）以及约2.7万亿日元的减税安排，所需资金预计将来源于通胀推高的预期税收以及新增国债发行。该计划重点聚焦于缓解价格压力，具体举措包括削减汽油税，并向家庭提供燃气与电力补贴等。近年来，日本工资增速长期落后于通胀水平，致使生活成本负担逐步演变为一项政治敏感议题，也成为前首相石破茂卸任的重要诱因。此次经济刺激计划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高市早苗为回应选民诉求、实施价格纾困并履行其财政扩张承诺的举措，实为巩固执政地位的“政治必须手段”，而难以从深层次化解制约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与此同时，财政扩张政策叠加市场对日本央行推迟加息的预期，可能进一步加剧日元贬值，推高输入型通胀压力，这与高市早苗试图通过减税和补贴缓解民众生活负担的初衷相悖，经济刺激措施的实际成效尚待观察。

　　长期国债收益率飙升，反映出市场对日本债务可持续性深度忧虑，并引发汇市与股市的同步下挫，形成“三杀”局面。此前，由于投资者预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于11月下旬推出规模远超预期的财政支出计划，并辅以持续低利率政策，出于对财政恶化的担忧，市场开始大规模抛售日元和日本国债。自11月中旬以来，日本多个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攀升，屡次突破历史高点。截至11月20日，基准10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最高触及1.842%，创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新高；20年期收益率升至2.879%，为1999年以来新高；30年期收益率亦一度冲高至3.40%。与此同时，出于对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的顾虑以及日美利差保持高位的预期，日元汇率不断走低，一度跌至1美元兑157日元，创近10个月新低。截至11月21日，日经225指数下跌2.4%，几乎回吐此前累积涨幅，凸显出所谓“高市交易”行情的脆弱本质。此次股、债、汇三市的同步震荡，实质上是政治、经济、财政与外交多重压力交织下，市场对日本未来政策路径信心不足的集中体现。

　　巨额财政刺激计划将显著加剧政府财政压力，使本已脆弱的债务可持续性进一步恶化，推升主权债务风险。日本财政长期面临收支增长失衡的结构性矛盾，近年来财政收入与支出的年均增速分别为1.4%和4.6%，支出增速显著高于收入，其中社会保障支出与国债还本付息居高不下，导致财政支出呈现明显的刚性固化特征。与此同时，日本政府长期依赖财政刺激、追加预算和国债发行以弥补赤字，并一再推迟财政巩固目标，反映出财政纪律的持续松弛。截至2024年末，日本各级政府债务负担率已高达236.7%，政府债务与财政收入之比更达到641.0%，使其成为全球债务负担最重的发达国家。鉴于日本政府债务基数已十分庞大，历史经验表明，类似规模的刺激计划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已呈边际递减，而其所累积的债务风险却不断加剧。预计新一轮财政刺激将进一步推高债务水平，叠加持续攀升的社会保障与老龄化相关支出、高度依赖债务滚动的融资结构以及较高的债务货币化程度，多重因素共同削弱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导致主权债务风险显著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