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央行里,刘士余被认为是一位情商高、为人勤勉的人。而作为金融危机、央行分拆、金融机构重组、国有银行改革、农村金融改革、互联网金融兴起等诸项重要金融改革实践的亲历者,刘士余从央行转而掌舵农行已一年多,任农行董事长后在改革与创新上被寄予厚望。
掌舵农行被给予厚望
掌舵农行被给予厚望
2014年末,刘士余正式从央行调任到农行任董事长。掌舵农行,刘士余被寄予厚望会为农行改革与创新带来新动力。农行对于刘士余并不陌生,他在中国人民银行银行二司时期,曾主管股份制银行,参与处置当时的城市信用社的风险和农村基金会挤兑风险;2005年后农行启动改革方案,刘士余是直接分管的央行领导。
四大银行中,农行由于在县域经济中扎根较深,近年来受利率市场化以及互联网金融冲击相对较小,业绩涨幅较为稳定,但是面临的挑战较大。刘士余带领这家大行进一步创新,需要很大的智慧和魄力,农行内部人也充满期待。
农行2015年年度工作会议上,新任掌门刘士余在业务经营中提出“比学赶超”,重点要求增强三农金融服务能力和提升城市业务竞争力,开始布局互联网金融。
刘士余赴任农行后,作风很务实,行事也很低调。在年度工作会议上对三方面工作的强调也体现出刘士余担任掌门人后对农行的要求。“一是继续强调了三农金融服务,二是提升城市业务竞争力,包括对公业务的支柱功能和零售业务的战略基石,三是提高跨境、跨市场的金融服务水平”。
而在2016年农行工作会议上,刘士余同样提出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对“三农”和实体经济的金融服务;深入开展“比学赶超”。2016年“三农”和县域业务实现质的提升,要求农行关键性的改革迈出实质性步伐,风险管理水平持续加强。
重要金融改革的执行者
重要金融改革的执行者
国有银行改革周小川出战略出思想,刘士余则是重要的执行者。
刘士余1961年11月出生在江苏灌云县一户普通农家,自1987年从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水利水电工程专业毕业后,先后在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中国建设银行工作。1996年调入人民银行,在央行的这十八年里,先后历任银行司副司长、银行监管二司司长、央行办公厅主任、央行行长助理、副行长。
2002年,人民银行开始分拆,分拆出的银监会在2003年4月正式成立。之前任银行监管二司司长的刘士余留任,出任人民银行办公厅主任,2004年7月升任行长助理,先后分管金融稳定局、金融市场司、条法司、支付司和部级协调等人民银行的核心部门。
2003年11月,国务院成立了国有商业银行股改领导小组,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黄菊担任领导小组组长,央行行长周小川担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士余任办公室副主任。国有五大银行改革、重组、上市顺利推进。一位金融机构高管曾表示,国有银行改革周小川出战略出思想,刘士余则是重要的执行者。
为人勤勉 行事鲜明 情商高
为人勤勉 行事鲜明 情商高
“为人勤勉,能很快进入状态”是央行内部对刘士余的评价。刘士余毕业于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水利水电工程建筑专业, 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管理工程专业研究生。央行人士透露,刘士余为人非常勤勉,经常看书到晚上两三点才睡觉,面对比较陌生的领域,都能很快进入状况。
2004年7月,刘士余升任央行行长助理。在主管金融稳定局期间,人民银行参与“德隆系”风险处置工作、以南方证券风险处置为契机推动证券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配合证监会妥善处置28家高风险证券公司,为资本市场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
2005年,刘士余称债券市场的发展要突出“创新、发展、规范、协调”八字方针。在这个方针的指引下,债券市场蓬勃发展,短融和中票等一系列创新产品相继推出,市场创新更是不断向前推进。
“情商比较高”也是央行内部对刘士余的评价。正因为这一点,刘士余很善于协调各方的利益和矛盾。对内,协调各司间的龃龉;对外,协调央行与其他部委的矛盾。
对于热点的金融问题,刘士余的态度是不退缩、不回避。他曾直言不讳地痛批某些金融创新逃避监管,对全社会经济金融结构的调整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没有正向贡献。
直面问题 剖析互联网金融
直面问题 剖析互联网金融
余额宝不是金融创新,只是简单地存款搬家
刘士余为人风格较为突出,对于当前银行业诸多热点话题均曾表达了明确观点。在曾经的银行与支付宝之间引发的余额宝大战中,刘士余就旗帜鲜明地表示,余额宝不是金融创新,只是简单地把存款搬到互联网,对实体经济也没什么贡献。
对待互联网金融,他态度鲜明。他在《清华金融评论》撰文表示,发展互联网金融,符合党中央和国务院鼓励创新的政策方向;发展互联网金融,对实现信息化,促进金融包容,推动电子商务发展,都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他明确提出了互联网金融存在的风险:机构法律定位不明,可能“越界”触碰法律“底线”;资金的第三方存管制度缺失,存在安全隐患;内控制度不健全,可能引发经营风险。
站在监管者的角度,他对互联网金融监管提出了四点意见:一是要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尊重市场,呵护创新。二是要因时制宜,因事制宜,不搞“一刀切”。三是要处理好行政监管和行业自律的关系。四是要严守“底线思维”,坚决打击违法犯罪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