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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忠
股市的真实投资价值区域和投资心理抑或股市运作机理，其实是一种十分微妙的关系，经济学家能够精确地发现和判断市场客观的运作规律，但目前还没有一种理论能够勾划出投资心理和股市运作机理。因为从事运作的人是个活体，影响其投资心理的波动曲线并非呈规律性分布，投资心理学与统计学的结合可以通过理论建模分析出其概率分布，然而却也
不免有异方差和遗漏项的干扰，同时，揉和了投资心理的股市运作机理也大致可以如此描述，股神巴菲特之所以得此殊荣，其中一点就是他对股票价值形成判断后，并不会在意市场的短期波动，即避免了市场的复杂性对其价值判断的干扰，从而避免使自身判断“失真”。
经过数月的不断跌停，股指已经下探了500多点，久跌思破的心理张力从心理上、周期上和技术面上都需要转一下风向，哪怕只是昙花一现，也不需要基本面和制度上是否能为其提供支撑，过长时间的单边游戏对那些不愿彻底远离市场的人来说，这种状态下的反弹并不需要过于较真。本周二受9月13日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常委会经济工作会议上关于“抓紧落实国九条”讲话的影响，沪深股市跳空高开，股指都有较大幅度的上涨，虽然成交量相比股指并没有有效配合，换手率也表现得并不太活跃，但久跌思升的市场心理积压，加上政策面的绿风，一波政策市的行情确实来之不易，至少表明监管层和最高决策层的态度。
政策行情的“红旗”究竟能找多久？越来越理性的投资者心里自有一杆秤，秤的两头，一头是最高决策层讲话的方向指引，一头是落实国九条操作细节和具体的执行情况。因为最高决策层如同给市场开了一个限定低价，没有封顶的空白支票(可以肯定地说，最高决策层并不希望股指远离1300点)，具体为这一政策填多大的支票面额，需要各大执行机关的最终落实情况，如果两者衔接不紧密或市场并不为之所动的话，很可能本周二的上涨将会浪费市场资金和投资者信心，市场会自行其道寻找市场接受的市场价位和投资区间。按照比价效应，与香港市场的中资源共享股国内市场的动态PE尚未形成共振核磁，虽然从中国整体经济来说，中国经济是一个极富成长性的概念股，国内市场动态PE理应适度高于香港市场和其它国际市场，毕竟中国股市并没有分享到中国近年来8.5%左右的增长效益，当然这种适度的合理价位是高成长中国概念给投资者设定的预期收益的心理价位。
从辩证发展的角度分析，问题的存在在高成长意义上就是预期的收益，差距的存在是合理价位，理性振动的振幅。市场的价格投机有个时空窗口，脱离于这一时空窗口就会物极必反，目前是否是一个合理的底部区域还不好判断，但可以说这一区域应是监管层的极限区域，在强政府、弱市场的状况还将持续一段时期的情况下，与政府博弈市场难免会被撞得头破血流。对投资者来说，审时度势，适度观察，顺市而安，应是变被动为主体的策略选择，市场目前的焦点已经不是保不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问题，而是如何保护的问题，因而诉求原罪的纯粹心态并不可取，我们需要的是通过现实的实践体验来反思历史和正视现状，避免猫捉老鼠的游戏。
一揽子问题，理顺是关键
股市是中国经济发展状态的一个缩影，在股市中发生的问题大都带有某种系统性连锁，因而破解股市之谜需要演绎式方法和发散式思维。
上市公司质量不佳，市场功能性缺失，市场诚信缺失，制度性缺陷，市场定位、市场盈利模式和运营模式，股权分置、全流通、定价机制，等等，中国股市存在的问题几乎一直都是层出不穷，千头万绪，究竟哪一个才是根本性的，或者说哪些是全局性的？不同利益诉求的人看问题角度不同，自然根本性判断也不同。
股权分置、全流通是业界较为一致的看法，股市的定位却被认为是最根本的原因。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股市的根本性原因在于政府对股市的定位，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政府的定位是股市为国企融资服务，这种定位所设定的制度安排有很多根本性缺陷，只有抑制这种缺陷才能解决股市问题……”然而把股市的根本性问题归结到股市的定位——为国企服务，其实并不能称为是根本性原因。
根本即是股市问题的神经主线，也即只有把这一问题解决了，市场就会出现合理的运作格局，才会避免系统性、制度性风险。如果从追根溯源的历史形成观上看，这种提法符合股市的历史演变过程，但在股市为谁服务上进行重新定位，似乎有种越俎代庖的错位视觉。从市场的概念和运作机理看，市场最初的定位确实有一种设计者的意识合目的性，但一旦走过设计阶段，形成独立的市场体系后，这种合目的性就会随着市场自身孕育出的内生运作机制而淡化，否则就不能称之为市场，即便是政策市面上，它也是一种市场，市场的相对独立性自市场形成之后就会对意识的合目的性形成抗拒张力，因而，我们没有必要为市场重新定位其服务对象，市场服务于所有参与市场的主体，有多少种不同的市场主体，市场作为天生的平等派为它们服务，即使市场全是清一色的国企，那么单个的国企对市场来说也是一个独立的参与主体，何况国企在股市的表现也是参差不齐的，只要它是独立的法人主体，市场不会追究它背后的所有权主体。从目前的股市现状看，股市参与主体的权属也是五花八门，有国企、民企，也有合资，还有外商独资，我们不能说市场自发给国企吃偏食，股市投资者投资的是有价值的股票，只要它能给投资者带来收益，投资者就不会违背资本收益最大化的意向，投资缺乏价值的股票，完全没有必要给市场带上意识。
每逢股市处于凤凰涅磐之时，股权分置就成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权柄，永不言旧。对股市我们几乎已经雾里看花，形成了花非花雾非雾的审视疲劳，如果我们还把股市问题全部归罪于股权分置和全流通问题，那么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股市就难以走出猫捉老鼠的迷藏，因为解决股权分置、全流通至少在目前相当一段时间内无法找到一个统一的方案和标准，除非有一方放弃利益，退出博弈，此外，难以找到利益诉求的共同点，国家还指望国有企业改革后回收的资本来充实数万亿的社保缺口，将过去的人口红利和即将来临的人口老龄化，使得社保基金越来越囊中羞涩，僧多粥少的压力日益逼近。
贯彻中国股市一揽子问题始终的是市场的功能性缺失，机制性缺失，其次是市场参与主体的治理机制和经营模式的粗放型，再者是由于信用体系的缺乏而带来的道德性缺失和信用市场的不健全、不完整，最后是改革的观念是否与市场需要补充的东西相吻合问题。我们有必要区分哪些是市场的问题，哪些是市场主体的问题，两者是截然不同的概念，关系到改革的战略抉择。当然，市场与市场主体是载体与主体或承载体的关系，如同船和海的关系，由于过去过于注重对市场主体的功能性监管，使得市场在机制和功能上都出现了进一步退化，市场的许多自发功能，如价格传导、价值发现功能、定价功能、配置功能、更新功能等方面，经常性地出现监管部门的越位、错位、缺位和移位现象，使市场无法独立完成这些市场本来能自发完成的功能，自然，长时间的市场功能缺位就会导致市场逐渐边缘化，因此，精确地说，目前是市场功能性边缘化，市场丧失了许多赖以生存的构造部件和要素。
还原市场：智慧性博弈
市场本身是一种机制，确切地说是一种交易和资源配置的机制，市场的存在形式与市场主体的存在形式是两种不同的形式。证监会管理市场、规范市场与国资委管理资产及企业在监管理念和思路上并不是一回事，然而国企改革与市场改革在目前交织在一起，国企改革的波动性、公正性影响到了市场运作的效果，撼动着市场赖以存在的信用基础。
中国股市长期累积的风险主要是市场功能无法有效发挥，如在定价上，发行股票几乎是在市场之外就通过某种比价计算公式设计了出来，股份是高是低，市场只能被动接受，高倍市盈率发行，使股票一上市就带有透支性因素，从而导致许多股票在市场交易的活跃度不足。股市无法实现全流通，使得市场的资源配置型功能难以进行，股市只能看非流通股的交易情况而定，许多上市公司无数次的并购重组，几乎都演变成了一个概念，而市场缺乏退出机制和做空机制，却意外地形成一壳市场，投资者只能在市场进行击鼓传花的游戏，股权分置和全流通现象之所以会千万同股不同权不同利现象，关键的因素还是股市的市场进入门槛与退出机制并不自由，这为一些上市公司利用股权分置和无法全流通来谋求利益，一个自由流动的市场，即使存在股权分置和无法全流通，也难以出现一方压倒另一方的游戏，当然这并不是说股权分置和全流通问题不严重。
国九条意见对中国股市的纲领性统揽是原则性的、指导性的，贯彻实施国九条的内容，不应该是监管部门以增加监管成本和复杂度来监管市场和市场主体，而应该把应由市场解决的问题交给市场，而对市场解决不了，监管层要适当介入，还原市场本位，是有效规避部门本位和防止寻租、设租现象的一个重要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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