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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海琴:对“郎顾之争”的社会学分析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9月14日 15:50 新浪财经

  阎海琴

  本文撇开郎咸平和众教授的争辩结论不说,旨在分析一下各自的研究方法。

  郎先生和众教授的分析方法有三大区别:郎先生偏重于用人类学的方法研究,众教授喜欢用统计学的方法;郎先生使用的是微观经济分析方法,众教授善用宏观经济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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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教授借用的是横向比较法,众教授推崇的是纵向回顾法。

  人类学的分析方法主要是对具体的事例具体的个案进行具体深入的的调查研究,从而就此案例做出说明。比如费孝通教授的《江村经济》就是典型的人类学专著。他在三十年代从一个江苏的小村子入手进行调查,发现了落后的农村中非传统农业存在的必要性;之后几十年他陆陆续续几次下江南,推断出了从村到镇到集镇到县城到小城市到长江三角洲乃至从我国的东部到中部甚至到西部的发展模式。这篇论著的重要性就在于从中找到了我国农村发展的合理模式。

  统计学的方法与此不同,它对问题的分析从一开始就是有目的的,所以它的工作之初就是发行大量的设计好的标准的调查表,从而得出设计者想要的结论,其宗旨是从大量的社会现象中探讨有规律性的东西。

  所以他们分析的结论有时一样有时不一样,两种方法各有千秋,互有长短。郎先生从人类学分析的个案出发认为国企改制弊端重重,国有资产在其改制过程中流失严重;众教授则从统计的大数定律出发得出了国企产权改革方向不容否定的结论。

  郎先生的微观经济分析法是从个案入手进行的,进而由此提出了国企改革存在的种种问题;众教授则是从宏观的角度入手,认为改革的成果远远大于其弊端,所以两者争论不下。

  郎先生借用横向比较法对国内的类似公司进行了研究,指出了他所刨析的几家公司在改制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众经济学家则从改革开放20年历程的角度出发,论证了国企必须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所以双方也是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不难看出,双方其实有着深刻的文化差异和各自的成长背景,这种差异和背景导致了分析事物的角度不同、研究方法不同以至于有些结论也就不同。

  不同的文化和背景造成了我国和国外学者的一些区别。譬如,我国的人类学、社会学的研究在三十年代开始涉足五十年代初就几乎中止,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才有所恢复,外国学者的这项研究几乎从未中断过;当国外学者研究家庭生育模式的时候我们却从宏观上探讨国家如何进行控制人口和计划生育;当国外已经把社区作为研究对象的时候,我们还在设计乡、村、街道办事处的匹配问题;当国外已经研究以公司为单位的经济行为时我们还在进行国家与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归属问题的研究;当国外已经在研究微观经济单位的成本核算时我们还在运用着计划经济的调拨方式,所以,客观的讲,用新的方法新的思路新的理念去研究新的问题对我国的学者至今也不太熟练不太擅长也不太习惯。

  这次争论折射出了理念和背景的冲突。国外学者喜欢从微观从个体探讨事物,我们则善于把握宏观强调整体;国外学者主张“毛细血管理论”,认为家庭这一组织社会的细胞越好那么该社会就会越繁荣,认为千条小河汇成大江,而我们几十年来宣传的则是没有国家那有小家,大河没水小河干。所以,郎先生认为即使个案也不能允许国有资产流失,反对几个管理层人员变相对原有公司产权的收购;众教授则认为只要宏观上产权改革大踏步前进个别流失现象在所难免。

  这就比如说,郎先生认为人的体内任何不适都要引起高度重视,而我们则认为身体没有大毛病就没啥了不起。从文化的角度看,郎似乎更细腻一些,众教授则更粗犷一些。

  这才是争论焦点的由来。其实众教授也不愿意在改革的过程中眼看着国有资产流失,从这个角度讲郎先生和众教授的观点又是殊途同归的,那又何必在这个过程中对簿公堂互不相让呢?所以根本用不着将其人为地对立起来。

  我们希望双方在讨论的过程中,郎先生要逐步的适应大陆的水土,认真研究中国的国情,在研究方法上力争除了从微观的角度研究具体案例外,也要从宏观的角度进一步科学合理的把握大局,让其结论更具有代表性;众教授也应去其所长,用其所优,不应用文革的语言或者上纲上线的方式喝斥郎先生,更不能用让提意见者必须拿出方案来否则“难咎其辞”的做法堵人之口,也不要轻易定论郎先生在诋毁我国的国企改革。

  西方国家一直以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为要旨,所以他们偏好从个体、微观出发研究问题,我们长期以来则强调保护国家财产和集体资产,所以善于从整体、宏观出发探讨问题,但这次的争论表面看来似乎有所相悖,但事实上这或许是一种趋同的表现,即任何资产都不允许被侵害,其目的是使社会财产达到最大化。

  总之,有则改之、无则加免、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兼听则明,这是我们应有的态度。

  (郎先生是香港学者,但受到过西方教育,采用的方法也是西式的,所以本文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将外国的观点和我国的方法进行的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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