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忠：经济政策也需要“中西药结合”

　　刘晓忠

　　当前，宏观调控已步入十字路口，大多数观察家都认为宏观调控政策拐点正当其时。然而，人们对宏观调控的拐点的理解去并不统一：是内容、思路、方向的拐点，还是方式、范围、程度的转换？争论似乎停在了时景式的问题批判和方案探索上，其中的观点不免体现出左右手打架的现象。

　　对宏观调控政策争论是主要的论据有以下几点：一是本轮调控思路上的结构性调控和效果上的一刀切带来的政策执行成本的提高和市场交易费用的垒高；二是本轮调控事实上的牵制对象成为了民营经济和欠发达地区；三是本轮调控引发了事实上的企业三角债隐患和银行不良贷款率不降反升；四是脆弱的股市成为了这轮调控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然而，如果把所有的责任都一揽无余地推卸给本轮调控，将是混淆了历史和现实的界限，把历史累积起来的成本归结给本轮宏观调控。倘若以此观念和思路来指导政策方向，将又会使政策走进放、收原地踏步的恶性循环中。

　　对本轮调控造成私营企业家的信心降低，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数据已经显现出来：二季度全国企业家信心指数为131.5，比一季度回落7.4点。然而对私营企业家信心的降低应该有一个全面的政治、经济学思考。笔者认为，本轮宏观调控客观地把中国经济的发展路径、方向和习惯性的非理性行为提前暴露了出来，使之提前在市场上反映出来，有利于我们认清经济处境，并沉下心来反思今后如何发展的路径依赖及战略型问题，理由是：除了本轮宏观调控直接促使民营经济的信心下降外，还把我们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凸显出来，具体有以下几点：

　　第一， 社会资信、诚信体系长期恶性循环的不良反映，由于企业在整个经济结构、产品结构层面上都处于竞争状态，利益此消彼涨的竞争，使得竞争形态不能形成理性的共赢的一般均衡格局，企业的利润来源很大程度上是在不同企业间竞争业已式微的有限利润，在宏观调控中，企业间形成的新三角债现象已经开始暴露出来，应收款如垒长城越垒越高，贸易间的相互融资、欺诈，使得市场最基本的信用经济均衡模式难以建立，至于这一点，即使没有宏观调控，这种不可持续的企业结构形态的杀伤力终究有一天会爆发出来，因为由于供需之间的比例失衡，价格传导难以通畅，在贸易不确定性的影响下，这种浪费实际已表明市场出现失灵，市场配置资源的自发性和滞后性有可能把这种恶性的竞争愈演愈烈，我们向往一个好的市场机制，并不愿意看到市场机制给经济带来的反击波，可以肯定地说，目前中国的市场体系还缺乏形成自发有效的市场纠错机制，市场配置资源的时效失当性是市场经济自身无法避免的，但宏观调控提前揭露问题却可以使之损失最小化。

　　第二， 发展路径和战略方面的问题。后发展国家有一个天然的优势就是可以通过比较经济学的原理，确定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参照系，然而赶超战略和比较经济学框架又促使经济发展框架内生有时间赶超、规模赶超和层次赶超的动力，而这又使得战略规划在本能上不容许市场犯错和刻意规避市场配置资源的天然滞后性反映，因此，后发展国家的政府都体现得较为强盛，而这似乎又与目前比较经济学理论者提出的有机发展战略(即由下而上的市场发育)存在不可避免的冲突。具体体现就是，市场调节的螺栓式与赶超经济追求的准直线性间的矛盾，速度和效率、数量与质量间的矛盾，等等。

　　解决就业问题不是政府实现社会职能与经济职能平衡托盘的关键，然而通过长期以来追求的比较要素禀赋优势的发展导向，使得中国经济的发展如同北京的交通布局和城市布局一样，是摊大饼式的模块导向，规模经济的边际效用被企业做大惯性和做大后资源支配权的多元扩张的心智满足所吞噬，带来的结果是中国经济过于依赖于劳动力成本优势和降低社会福利水平来反哺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不是经济发展来改善社会福利，消费与积累在追求高速运转中，往往是积累资金挤占消费资金，从而导致承载经济高速运转的动力，需要不断的投资和开拓贸易市场来消化规模扩张后的成品积压，价格战在不情愿间成为了无奈的选择，外贸依存度已达GDP的50%以上，与中国的经济实力严重失衡，劳资在劳动力成本竞争中争夺再分配资源的对立性过程也很为突出。企业的微利和劳动力让渡的社会福利，如同恶性肿瘤不断扩散，其后果是企业做得越大，转型越难，负担越沉重，社会改造成本越高，休克致死的几率就越大。

　　第三， 政府对关键资源的非市场化支配、政绩偏好及财政、税收等调配性杠杆的不合适宜导向，带来了产业升级、技术升级、结构升级的瓶颈，建设性政府的职能导向使建设性投资、公共服务性投资与环境保护的投资资源的错配也使经济发展难以有效企稳。中游、下游产品的安全市场化调配和上游要素资源的半市场化、行政化调节，使得中下游企业向上议价能力不强，迅速扩张的中下游企业，需要上游产业的让利和交通、电力、能源等的市场化运作，从而致使中国经济过热体现为瓶颈性的结构过热，技术积累、资本形成积累等这些经济、产业升级的基础性要素和积累型缺失和投资范围、程度的狭窄，使得经济运行中许多环节都变成相互牵制的力量。

　　第四， 教育和社会文化的不合理导向，舆论是行动的向导，教育是经济的后备力量，经济软文化和制度参照性导向的刚性支垫，西方的经济型、技术导向性文化与中国追求柔性、和谐的传统文明的冲突，使得两者难以相互感应，制度变迁带有强制性、快餐性和文化、理念变迁的长期磨合性的冲突，很容易形成软实力在时点上的破裂，极端消费主义的市场理念，使得改革更渴求结果和目标的到达程度，而忽视过程的绩效反映，面对制度安排的破坏性建设，我们应该思考，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制度安排和市场文化环境，和谐发展和经济指标性目的如何平衡，而这并非商业文化教育能够解决的，需要的是基础教育，社会环境重塑、道德文化和中国式的文明共同担负的历史性任务。

　　第五， 市场经济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法治治理，它需要一个有限的政府，但市场经济无法独立完成跨越式发展，因为跨越式发展很容易使得市场内生的资源错配的纠错机制失效，不论是目标赶赴式经济，还是经济内生的向上成长动力，都需要市场自身和宏观之手引导来打破旧的市场配置方式和纠错机理，筑建新的市场配置方式和纠错机理，世界经济史的一般性规律是每一次经济繁荣前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经济萧条，这实际上是西方经济理论过多地追求技术性调节的结果，技术性经济理论说白了就是要素参数的调节和手段，是通过某种研究范式引入参数变量来调节经济运行方向。

　　仔细分析西方经济发展过程，直到如今，西方经济理论都无法使经济达到和谐发展，为了保护本国环境，许多西方国家不愿意再挖掘本土的资源，宁愿进口也不愿破坏，同时把绝大多数污染性制造业和产业转移到经济欠发达的国家，保护国内环境的同时，他们却在污染着全球的环境，指责别国环境破坏时，却在消费着发展中国家以牺牲环境而提供的廉价生产和生活用品。其实中国直到鸦片战争前其经济实力都远大于工业革命的美国，刨除政治制度性因素，单纯地考虑经济运行秩序和理念及文化，中国经济一直发展的较为和谐，虽然并不发达，中国传统的经济文化打造出缺失制度保险的晋商文明，有人也许说是偶然，然而能够正常运行500年，反映出的应该是传统经济文化的软实力。

　　发展而不掠夺，竞争而不破坏。这种和谐的经济发展文明，需要西方先进的经济制度和技术文化来配合，而不是经济文明的取缔。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瓶颈是经济制度和技术文化的落后，而不是经济文明的落后，这已经是西方经济主流派系所研究的方向，而我们却在抱着先进学者存在明显瑕疵的西方经济文明。

　　本轮宏观调控暴露出许多直接的和深层次的矛盾，并非仅仅是放松民营经济的融资平台，短期求助就可以解决的，否则在严控后一味地采取救赎式的措施，并不能有利于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发展的治理、污染、再治理，宏观政策的严控、放松、再严控，将会制约经济增长方式的墨迹和科学发展观的实现。

　　从制度和技术层面看，中国带有较浓厚色彩的行政式宏观调控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退出去。7月16日，为配合《行政许可法》和投资体制改革，银监会出台的《商业银行授信工作尽职指引》，发改委出台的核准审批项目和行业目录，以及央行正在研制的《征信管理条例》，虽在理论和实践中有干扰市场配置资源之嫌和市场主体的独立性，但也只能当作是市场培育，体制培育的无奈之举，因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内生运行本身就不太健康，正如医生治病，把不健康的人按健康人的指标来衡量，不让其吃药，本身就是不市场，我们应该把关注点转移到政府和宏观调控部门应给市场吃什么药，下多大剂量的药，和怎么吃的问题。在保证宏观调控透明度和权力约束有效性的前提下，转变的应是执政和调控的行政式思维、观念和惯性，而不是行政式手段，如何在过渡期，使政府在市场观念和市场化培育思路的指导下，有理有利有节地进行行政式干预，是帮助政府设计宏观调控手段转型的重要研究方向。

　　不能思维定势地理解，只有价格杠杆才是市场化调节手段，产业政策、信贷政策就不是市场化手段，所有按市场规律运行的调控手段，都应该是市场化的。随着信息技术、数理计量范式的不断精准，市场信号对市场规律的反映也越来越接近客观现实。提高执政水平、完善调控手段，改变政府职能应该是合理善导经济发展和遵循经济规律最主要的前提基础。

　　如通过土地转让的市场化培育，信贷政策指导和商业银行市场化运营，市场调查和公共服务、商业服务的制度性和经营性的完善，提高自有投资资本金比例，逐步放宽市场经营主体的投资范围和层次，利用宏观调控嵌入式的经济引导性发展，减少权力权限的范围、程度，更有利于纯粹的市场化监管的转型。

　　在战略规划上，可以在锁定经济增长率和年度经济增长总量的前提下，锁定利润，然后通过各种手段，来规范市场主体行为，使之不至于在市场价格传导失灵的情况下影响企业业绩和社会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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