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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老师走了，带着他对生命的顽强抗争，带着他对生命无限的渴望，带着我们不尽的哀思，静悄悄地走了，甚至没有留下只言片语。。。。他一定没有想到自己会这样快地走，正如我始终难以相信董老师会身患癌症并坚信他随时会健康地回到祖国，回到我们身边一样。因为他曾经是那样健康的一个人！我的耳边始终回响着他70寿辰时主持人宣布的那句话：“董老师的生理年龄只有50岁！”是的，董老师健壮的身体一直都是我们的骄傲---冬天从来不穿棉衣，若干年一贯制的两件单衣似乎成了董老师冬季里着装的定格。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把
疾病和董老师联系在一起，更不要说死亡。然而，这一切却竟然都是真的，而且这样不及掩耳……
从小到大，经历的死亡虽然不多，但也不少，却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沉重与不安，从来没有如此真切地感受生命之脆弱！仅仅是在几天前他还谈笑风生，对治疗充满希望。唯一感到欣慰的是他弥留之际是和家人在一起。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终于回归了人的本原。
初识董老师是在80年代末的一个下午。我作为人民银行总行的一员陪同英格兰银行的官员拜访社科院经济所，了解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主谈人就是董辅礽先生。那时的我还只是他的校友兼崇拜者，尚不能称为他的学生。也许是国际司的同事故意要考验我的英文，他竟然在我们到达经济所之后借故离开了。我就鬼使神差地客串了一次翻译。记不得当时谈话的细节，唯一记住的是董老师博大精深、深入浅出的大师风范。虽然在那之前，听很多人谈论过董老师，但那样近距离地与他交谈还是第一次。他身着一贯的两件套，一件白色暗条的衬衣，一件米色的夹克，显得淡定自若，干净利索，儒雅有礼。他谈起话来慢条斯理，却句句掷地有声。他缜密的思维，严谨的论证，对现实问题敏锐的洞察力，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原定40分钟的会谈，不知不觉竟然用了2个小时，双方似乎仍然意犹未尽。
成为董老师的学生实在缘于偶然，更多的是出于对名师的仰慕。而真正了解董老师的伟大是在他70寿辰的纪念会上。那是一个由他的学生自发组织的生日会，规模之宏大，场面之隆重给我深刻震撼。我似乎第一次全面了解了导师的为人，导师的学术地位，导师的不同凡响。且不说他对中国经济改革一系列开创性的贡献，单就他的为人为师之道，就足以令人敬佩。我相信世间恐怕很难有学者能够与董老师相比。无论是他的睿智，他的深邃，他的刚直不阿，他的爱憎分明，他的勇于批判/勇于探索的魄力和胆识，还是他的身兼士卒，身体力行，抑或他的宽厚仁慈，乐于助人，都是我终生难以企及的榜样。
虽然是董老师第一个女弟子，但也许是同届同学过于显赫，也许是由于我先生的光环过于灿烂，亦或许是因为我的性格过于被动，我似乎始终习惯性地处于从属与忽略不计的地位。因此，虽然与导师谋面的次数不少，但独立的交谈似乎只有有限的几次，印象最深的是辅导我博士论文期间的几次谈话，以及他生病住院离京赴美前一天的简短对话。
我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中国转轨时期的货币政策。董老师的赫赫声名我是早有体会，但他对金融问题之娴熟，特别是每一个政策措施背后的经济背景与理论依据的准确把握让我再次领略了大师的风采。他每一次画龙点睛的点拨，每一次一针见血的刨析，都使我受益非浅。他严谨的治学风格更给我极大的鞭策。我论文后记中的每段话都是肺腑之言。我真心地感谢董老师对我的谆谆教诲，我为有幸成为他的学生感到由衷的骄傲和自豪！
最感动的还是他临行前的那场谈话。当时，他已经被确诊为直肠癌转肝癌，决定赴美治疗。他在病房里不断重复的一句话就是“这可怎么办呀？还有这么多的学生，这可怎么办呀？”董老师永远都是一个克己为人的人。即使身患绝症，首先想到的仍然是他的学生！
翻开董老师讲课的笔记，他的音容笑貌依然历历在目，睹物思人，禁不住泪眼婆娑，泪流成行……
董老师您安息吧！
您的博士生陆昂
2004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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