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文广：德隆个案否定不了产融结合趋势

　　确切地说，德隆集团不能视为中国企业集团产融结合的真正代表，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多元化的创业投资公司。时下郎咸平教授仅以德隆模式危机的个案，来全面否定企业集团产融结合发展模式的说法让人困惑

　　赵文广

　　近日郎咸平教授在媒体撰文评析德隆经营模式及其危机产生原因时提出，“对类金融控股公司要由政府进行严格的监管，根本就不应允许企业集团从事金融业务，企业就好好搞生产，两者要绝对分开，这样反而有利于中国未来的经济成长。”联想起时下坊间正在流传有关部门将禁止国有及国有控股公司从事金融业务的传闻。我们认为，中国企业应不应该走产融结合道路不可草率视之。 　　

　　笔者以为，郎咸平教授主张对类金融控股公司要由政府进行严格的监管，符合目前国际通行的监管精神；但对于中国企业集团不应从事金融业务，产业与金融绝对要分开的主张就感到困惑了。 　　

　　在金融机构与金融产品已经多样化的今天，金融资本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因而产融结合已经不仅仅限于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的结合，而是赋予了更加广泛的意义。特别是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随着跨国公司和金融资本国际化的发展，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结合在实践中有了新的发展动态，现代产融结合的实践进一步体现为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共同隶属于企业集团一个公司控制主体。从某种程度上讲，也可以说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在企业集团内部进行融合，实际上是在对企业集团产业、金融等基本功能的一种健全，其本质上就是实现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融资与投资的结合。 　　

　　现代意义上的产业与金融的分离，在我们看来，完全是由于监管层为了防范金融风险，由人为的制度限制所致。如我国现行政策规定银行目前不能投资实业，这就导致了银行资本难以在近期内控制产业资本，因而也就决定了目前我国企业集团产融结合的发展模式，不能沿着“由融而产”的路径发展。如海尔集团建立财务公司的想法早在1993年就已经形成，但是直到2000年7月央行放宽了财务公司诸方面的限制政策，海尔最终经过8年艰苦等待才将财务公司市场准入证争取下来。可见，制度变迁始终是推动我国企业集团产融结合形成与发展的决定力量，是促进我国企业集团走产融结合道路的一个重要的外部诱因。 　

　　　事实上，银行在独立执行货币职能过程中，由于资本天然的逐利性，并未仅仅满足于充当借贷资本家的角色，而同时也积极谋求扮演着产业资本家的角色。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表明，一方面，当银行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开始向产业资本渗透，部分地扮演了产业资本家的职能，从而银行就由中介服务企业变成金融资本的寡头垄断。如美国早期的摩根财团就是在银行资本不断集中的同时，凭借强大的银行资本实力把势力范围渗透到铁路、钢铁等许多工业部门中去，通过控制大量工业资本逐步形成了美国第一个最大的垄断财团，并一直保持到20世纪70年代才被洛克菲勒财团超越而取代。 　　

　　另一方面，当产业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产业巨头为了摆脱对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过度依赖，谋求产业资本的进一步扩张，也开始向金融资本的渗透，通过控制金融机构以最大限度地利用社会闲散的金融资源，从而实现跨越式发展。如美国早期的洛克菲勒财团以其雄厚的石油利润向金融业投资，在相继取得了公平信托公司、大通国民银行和第一波士顿公司的控制权后，其间又进一步控制了化学银行、纽约银行等商业银行，并拥有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公平人寿保险公司，形成了一个门类齐全的金融体系，至1974年底，洛克菲勒财团所属的大通曼哈顿银行、化学银行、纽约银行的资产总额已经大大超过摩根财团的摩根保证信托公司和银行家信托公司的资产总额，从而使洛克菲勒财团在金融界的实力迅速增加，逐渐取得了与金融界霸主摩根财团相抗衡的力量。 　　

　　可见，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是市场经济的两类具有不同性质的要素，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二者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存，互为促进的关系。产业资本是金融资本增值的源泉与依托，金融资本是产业资本增值与扩张的助推器。 　　

　　郎咸平教授在评论“德隆事件”时指出，“德隆引发的问题暴露了金融与企业结合的危险。我建议在这方面更应严加监管，不能让所谓的金融和企业结合体影响到我国未来金融环境的稳定。” 　　

　　在笔者看来，世界上企业集团产融结合的路径不外乎遵循“由融而产”与“由产而融”两种模式，但就“德隆模式”而言，我们很难把德隆集团真正归结为以上两种模式中的任一种。因为德隆无论是做产业，还是做金融都没有形成持续稳定的企业赢利模式，两者都没有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因而确切地说，德隆集团不能视为中国企业集团产融结合的真正代表，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多元化的创业投资公司。为此，我们对于时下郎咸平教授仅以德隆模式危机的个案，来全面否定企业集团产融结合发展模式，感到十分遗憾。关于企业集团走产融结合的道路是否就一定有风险的问题，让我们还是来考证一下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大型企业集团产融结合的实践情况，答案自然不难得出。 　　

　　西方国家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产业和金融业中垄断组织的出现就已开始了产融结合的进程，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工业和金融业集中垄断程度的进一步提高，西方发达国家的产融结合也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据统计，世界500家最大的企业中，约有80%的企业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结合。从世界各国产融结合的实践来看，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结构模式主要有英美式和德日式。英美式主要采用各种基金会的形式使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结合；德日式一般采用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相互持股，彼此互相渗透的现象则比较普遍。 　　

　　国外大型企业集团发展的历史表明，企业集团走产融结合的发展道路，不仅是大型企业集团迅速发展壮大的一种成功发展模式，而且也反映了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产融结合的必然趋势。特别是美国早期的洛克菲勒财团，摩根财团，以及战后日本六大企业集团产融结合的实践，不仅为这些公司成为世界级的大公司提供了一种的成功的发展模式，而且也为世界上美日两大经济强国的迅速崛起发挥了积极作用。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部世界经济强国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产融结合的历史，企业集团产融结合对促进一国经济发展的正效应远大于其带来的风险。同时，我们也看到，企业集团产融结合的发展模式，不仅可以把企业与市场有机结合起来，有效降低市场交易费用，而且还有利于构筑国内市场防御体系，保护本国市场免受跨国公司的冲击，增强本国公司的国际竞争力，从而促进国家竞争力的提升和国家经济的增长。对此，为何郎咸平教授对世界各国产融结合带来的正效应视而不见，避而不谈，却仅以一些个案来过分扩大中国企业集团产融结合模式带来的风险？笔者以为，对于企业集团走产融结合道路可能带来的风险，有关部门完全可以通过采取正确引导、加强监管等手段，力争把其风险降到最低程度；但我们绝不能因为担心其可能引发风险就简单地加以全面否定。对此，经济学家刘纪鹏教授也认为，“产融结合是大型企业集团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不能因为出了德隆问题，就连这个方向都否定了”。如果说郎咸平教授仅仅认为，现在中国的企业集团还不到产融结合的时候，那么现在中国的一些大公司、大集团，难道还不及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日的公司大吗？如果按照郎咸平教授的主张，难道产业与金融分开就没有风险了吗？事实也不尽然，现在中国的银行业倒是与产业是绝对分开的，但是我国银行业的呆坏帐却为什么居高不下、屡剥不止呢？难道银行目前这种“坐地收钱”，单纯依靠存贷款利差生存的赢利模式就没有风险吗？对此我们实在不敢苟同。在我们看来，如果说我们仅仅为了规避企业经营风险，而人为将资本固有的存在形式分割开来，并限制资本天生的逐利性，其结果只能牺牲资本的使用效率，降低资本的收益，进而增加了金融业的风险。笔者认为监管严格固然可以防止化解金融风险，但在金融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我国金融业务的大发展，进而也影响到了我国企业集团的国际竞争力。

　　企业集团的规模发展到一定阶段，为了实现跨越式的发展，产生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巩固和强化自己的竞争优势，进一步提升国际竞争力，积极推进产融结合的实践，是我国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的重要战略举措，也是我国实施“大公司、大集团”战略的一种主要选择模式。因此，也可以说，推进我国企业集团产融结合的实践，既是协调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的现实需要，也是提高大型企业集团和国有商业银行国际竞争力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诚然，企业集团走产融结合的发展道路，会带来一定的经营风险，但我们绝不能因噎废食，来禁止中国所有的企业集团探索产融结合的发展模式。 　　

　　特别是在我国加入WTO的背景下，面对经济全球化浪潮和国际大公司来势凶猛的竞争势头，我们必须在借鉴一些发达国家产融结合发展经验的基础上，从我国的实际出发，积极探索建立一种以企业集团为主体的新型产融结合发展模式，这对于提升我国企业集团国际竞争力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从基于提升国家竞争力考量，当务之急我们迫切需要在理论上和政策导向上，寻求企业改革与金融改革的协调推进，通过进一步深化企业与金融体制的配套改革，完善相应的配套政策，进一步放松金融管制，积极扶持并赋予大型企业集团拥有金融功能。通过这种制度安排，既可以进一步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实施更大规模的国有经济的战略性结构调整；又可以积极稳妥地加快推进金融管理体制的深化，通过强化产权约束有效防范和化解我国银行业居高不下的不良贷款，以谋求建立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结合的双赢模式。（作者E—mail:[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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