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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强:证券市场需要科学发展观(二)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7月23日 13:30 新浪财经

  韩强

  (四)证券市场是一个动态的系统

  由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程恩富教授主编的《现代政治经济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依据马克思《资本论》提出了“五过程体系”,即直接生产过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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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程、生产的总过程、国家经济过程、国际经济过程。在每一章都按照“范畴一般与范畴特殊分析法”,从一般和特殊的理论层次上,由抽象到具体地研究,表述各经济范畴的系统和在层次上的上升过程。为我们从理论上研究经济过程提供了新的思维方法。

  我们不妨把经济过程看做是人类活动的一个系统,首先是世界经济系统,然后是各国经济系统,还可以进一步划分出一个国家内部的地区经济系统。另外还可以从行业上划分出工业系统、农业系统、交通系统、能源系统、科研系统、金融系统、国家管理系统等等。这就象一个人的生命系统一样是由各个系统组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人的生命系统是靠各个系统之间的协调,以维持生命过程。所以经济系统也需要有机的协调。

  同样道理,证券市场也是一个动态的系统,它是虚拟经济(确切地说是模拟经济),它要模拟的对象是实体经济,这是对工业系统、农业系统、交通系统、能源系统、科研系统等各行各业的实体经济的发展变化的模拟,也可以说它是金融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最活跃的部分。证券市场不仅包含着股票,而且还有债券、期权等品种。这里,我们重点谈股票市场。

  如果,我们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观察证券市场,就会知道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反映,是要反映市场的发展变化,这是主动的反映,而且这种反映最有魅力的地方,在于它的预期。但是,请注意,任何预期都是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预期是有一定限度的,不可能是无限的。这就要求我们的反映必须求真务实。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尊重客观规律。

  同样道理,证券市场是一个动态的系统,它就要求系统的建设,要求一定的规则。而这个规则必须是对所有参与者都是平等互利的。关于平等的价值观念在前面我们已经谈过了,现在我们考察思维方式,特别是2000年以来证券市场上最流行的三个口号:“超常规的发展”、“市场化”、“国际化”,就会发现这三个最有代表性的口号,不符合A股市场的客观情况,而且是建立在股权不平等、规则不平等的基础上的,其中最明显的效果是优惠机构投资者、快速发行股票、高价减持国有股。

  (五)超常规不符合科学发展观

  什么是发展呢?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所谓“发展”是指新生事物由质变到部分质变、再到质变的过程,因此发展是有阶段性的。人的认识要符合科学发展观必须建立在对客观事物的正确认识基础上。

  2000年的“超常规”首先是从“超常规发展机构投资者”开始,其理论根据是所谓的国际经经验。

  2000年6月5日某报《金海观潮》中有一篇文章《重构股市投资主体》,作者诗云说:我国以散户为主,“众所周知,单个投资者孤军奋战,在时间、资金、信息、专业知识、技术设备方面常常处于弱势,容易杀跌追涨、盲目跟风,往往是造成股市风险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应着眼“入世”和保护广大投资人利益的角度出发,“培育数目更多、规模更大、实力更强的机构投资者”。到了8月7日,诗云先生在《金海观潮》栏目中发表了《新股发行要公平》的文章,批评新股发行不平等的现象,并引用了中央电视台财经记者深入市场中调查采访的情况,他指出:“就我国目前证券市场新股僧多粥少的现状而论,新股发行方式的确存在一些不公平之处。在此试举一二。其一,中签率差异太大。有的机构动辄就能获得一两千万股的新股配售,而普通个人投资者连获得1000股的资格都不易。其二,广大散户没有定价发言权,全凭少数法人机构与发行公司摆布。其三,目前我国一、二级证券市场价格落差巨大,新股具有风险小、盈利多的诱人特点。而资金实力雄厚、抗风险能力强的战略投资者及法人机构能够轻松配售新股,持股时间一般在3个月至6个月,期限一到,马上拉高股价套现获利,再也不理会什么战略投资,却把不明真相的中小散户套在其中。两者的风险与盈利明显不对称。”

  我们认为诗云先生是求真务实的,因为他很快发现了用优惠的方法超常规地培育机构投资者对广大中小投资者是不公平的,所以他很快改变了观点。

  因为“超常规培育机构投资者”的核心内容是:向投资基金、一般法人、战略投资者优先配售新股。后来虽然取消了向投资基金优先配售新股,但是又改为“基金可使用以基金名义开设的股票帐户,比照个人投资者和一般法人、战略投资者参与新股认购。新股上网公开发行部分,基金可参与申购;新股向二级市场投资者配售部分,基金可按所持有股票的市值申请配售;新股网下预约配售部分,基金可作为战略投资者或一般法人投资者,申请预约配售。”(《关于调整证券投资基金认购新股事项的通知》),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基金的特权。以至有些市场人士说,是换汤不换药。

  由于“战略投资者”界定不明确,只凭简单的两条规定:一是与发行公司要有业务上的紧密联系;二是持股时间不能少于6个月。用优惠政策“培育机构投资者”,既不符合“国际惯例”,也不符合《证券法》的三公原则。不仅伤害广大中小投资者的积极性,也导致了隆平高科那样的事件,还出了个闽东电力,一家公司只需4亿多资金,却在脱离国情的情况下,获得了11个亿。正是这些情况,引起了市场人士的批评,“战略投资者”也终于下课了。

  其实事情并没有结束,2000年10月《财经》杂志的一篇文章引起了基金问题的大讨论。

  10家基金管理公司在《声明》说:“随着机构投资者的增加,证券市场的波动将随之减少,这已经是被世界各国证券市场发展历程所证明了的公理,绝不是什么‘未被证明的假设’”。究竟机构投资者怎样稳定股市,基金经理们并没有拿出事实来。

  《财经时报》的一篇文章说:“机构投资者的增加是否减少市场的波动或稳定市场,不管是在学术上还是在实践层面上,一直是有争议的。换句话说,赞成的反对的都有。1987年美国股市出现短暂的股灾,有人组织调查认为是某些机构的抛售加剧了市场的波动性,此论迅速遭到另一些人的反驳。但双方都很难拿出全面精确的数据来证明两者之间是否有相关性。其实,由于金融市场的复杂性多变性,使得许多问题都富有争议,这只不过其中的一例罢了。”接着这篇文章又列举了一个例子:“美国六七十年代,机构投资者十分勃兴,很有代表性的便是1968年开始的国际机构投资者年会,出席大会的是控制着近万亿美元可动用投资资金的机构代表。他们一般会在会议结束前进行一场秘密投票,以选出‘当年最有潜力的股票’。1970年,是‘全国学生行销公司’当选,但半年后,该股票由143美元跌至3.5美元。1972年,秘密投票又显示‘航空股’为首选,但大会后航空股指数仅升1%,之后迅速回落50%。1973年,航空股指数再跌75%。”(《机构稳定市场——假设还是公理?》2000年10月17日)

  如果说,《财经时报》列举的是1987年以前的例子,那么,我们从2001年安然事件爆发后会发现,无论是投行、上市公司,还是会计师事务所,都成为美国股市动荡的主导力量,伤害的都是中小投资者。

  2004年香港“基金黑幕”引起内地和香港证券界人士关注。据报道:事件的焦点人物之一瑞银的分析师陈财成,早在2003年10月,廉署就接到线报,指涉案的相关上市公司要求分析师撰写有利于公司的研究报告。但是当时廉署并未拿到证据。其后廉署又得到线报,开始注意相关人员的活动。

  2月12日,陈财成与其同事潘可欣(Ada Poon)小姐撰写了一份关于广兴国际的分析报告,报告中指出广兴国际是“欣欣向荣的纺织行业中一家被遗忘的公司”。当时广兴国际的股价是1.57港币,而陈和他的同事为其设定的股价目标是2.31港币。广兴国际的股价从那天开始上涨到1.66元港币,但是在星期三收市后下滑到1.61港币。在报告发表后,陈财成与广兴方面的人士相约在香港中环的一家证券行领取酬金,但被接获线报的廉署人员当场抓获。据UBS方面的消息,陈的同事潘可欣已经获释,并已转为证人身份。(《21世纪经济报道》《多名基金经理及瑞银分析师落马》2004年3月3日)

  其实,在香港发生的事件是与机构投资者有密切关系的:香港创业板上市公司艾克国际(8179)高管层集体失踪。由于港交所无法联络到公司管理层,只好勒令将其停牌。类似的事情在的2002年也发生过,当时数码库(8162)上市不足半年,但就被发现公司有二千万元现金不翼而飞,同时公司主席也神秘失踪。类似的重大公司事件还出现在一些民企股、小盘股身上。大股东欺骗上市,以缩股、批股等对大股东明显有利的手法鱼肉中小投资者。此类严重公司事件的发生影响了香港股市的声誉,也令人质疑当局对股市监管的效率。(《香港股市监管广受质疑》《证券时报》2004年2月13日)

  所有这些事实,都说明了培育守法的、理性的、有诚信的机构投资者,是国际市场共同的课题。而不在于机构与散户的比例关系。

  为什么在内地市场上,会出现“随着机构投资者的增加,证券市场的波动将随之减少,这已经是被世界各国证券市场发展历程所证明了的公理”的论断呢?恕我直言,是一些出国考查的人士走马看花,没有深入了解国际市场的结果,而产生的一种误会。因为自从1987年股灾之后,美国股市出现了繁荣的景象,造成了一种大家都遵守规则的假象。然而,其中隐含的正是格林斯潘所说的“非理性繁荣”的成分,2001年以安然事件为导火线,非理性繁荣中包含的问题终于爆发了。

  所以总结国际市场的经验可以发现:培育守法的、理性的、有诚信的机构投资者,是国际市场共同的课题。要解决这个问题不是超常规速度就可以办到的,而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六)股权分裂之上的“市场化”

  2000年,最响亮的口号还有“市场化”。“市场化”本身并没有错。但是任何事物都是有条件的,市场化最根本的原则是平等交易,参与者必须遵守同样的规则。但是在股权分裂的条件下,流通股付出的成本远远高出非流通股的成本,怎么能平等呢?在这种不平等的条件下,又怎么能实现真正的市场化呢?

  这首先表现在新股发行的机制上,出现了只设下限不设上限的竞价,出现了闽东电力,一家公司只需4亿多资金,却在脱离国情的情况下,获得了11个亿。现在这家公司又如何呢?成了ST*闽东,正好应了那句话“一年好,二年差、三年就被ST”。想一想迅速圈钱的公司能有发展动力吗?经济是要讲效率的,投资者是要求回报的,难道ST*就是对投资者的回报?有股民戏称,我们的股市是“资金消耗型的股市,是资金消耗型的行情”。

  所谓“市场化”不仅表现在新股发行上面,更表现在国有股高价减持上面。非流通股的成本远远低于流通股,却要和新股发行、配股挂钩,搞所谓的市场化减持,这不能不引起包括机构投资者在内的所有投资者的担心,因为这是不平等的交易。但是一些主管部门却说,这是“大利好”!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从2001年8月股市就开始下跌,直到2001年10月市场无力承受这种“市场化”的减持国有股,才被叫停。10月22日晚中国证监会新闻发言人表示,考虑到有关具体操作办法尚需进一步研究,中国证监会经报告国务院,决定在具体操作办法出台前,停止执行《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第五条关于“国家拥有股份的股份有限公司向公共投资者首次发行和增发股票时,均应按融资额的10%出售国有股”的规定。《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有一篇文章说:“10月23日,证监会副主席高西庆召集萧灼基、刘纪鹏、许小年等十位专家,商讨国有股减持问题。”(《证监会叫停国有股减持决策始末》2001年10月29日)各方面开始认真反思。人们把10月23日的会议称为“纠偏会”。

  2001年的国有股减持只进行了2个月就被叫停了,因为实践已经给出了答案,不平等的交易是市场无法承受的,在股权割裂的基础上进行所谓的“市场化”伤害了所有流通股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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