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湘源：上市公司“原罪”不是一个伪问题

　　黄湘源

　　民生银行对于造假责疑的澄清公告是一份值得“疑问相与析，奇文共欣赏”的奇文。该行对于原股东深圳前进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邱影新所指责的2000年5月30日董事会的决议签名造假一事并未否认，还进一步证实，公司相关工作人员为尽快办妥变更事宜，将2000年5月30日董事会的决议变造为“股东大会决议”。尽管在该行看来，由于1999年股东大 会已通过决议修改公司章程，并在章程修正案中已对公司名称进行了确定，A种股票的发行与上市满足了境内股票上市的所有实质性条件，并依法通过了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证监会的审核与核准，但该行发行上市材料中变造股东大会决议的行为毕竟是不可否认的。

　　上市公司发行上市中的原罪，一般都认为是《证券法》生效之前的老问题，属于历史遗留问题，而且，在某些人的眼里，还似乎是一个伪问题。其实，即使民生银行的问题犹未可定，但这个结论也大有改写的必要。我们注意到，中国证监会今年1月7日下达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长运股份在股票发行、上市过程中存在一些违法行为：虚构1996年至2000年收回应收账款共计5661万余元，从而虚增银行存款；虚构委托贷款及委贷利息共计700万元，从而使1998年和1999年共计虚增利润700万元；招股说明书披露1994年和1995年的分红情况与实际情况不符，致使虚增资产1066万余元；1999年、2000年虚增收回其他应收款3600万元；虚构收到涪陵国资局的出资款，从而虚增银行存款1445万余元；在未收到有关股权转让金情况下，虚构收回长期投资款2341.5万元；虚构1998年股权投资4610万元。查长运股份是2000年12月21日发行的股票，次年1月9日上市，显然属于《证券法》生效后的原罪新生代。

　　从以往经中国证监会查实并作出处罚的案例来看，上市公司发行上市中的原罪大致有几个类型：一种是实质性条件虚假，如红光实业编造发行前三年度利润达1.57亿元，扣除虚假利润，实际上根本不符合上市条件。郑百文也是以虚构利润的手法制作虚假上市申请材料，且存在股本金不实，上市公告书重大遗漏、年报信息披露虚假等严重问题。长运股份的问题就属于此类。一种是手段造假。例如蓝田股份在上报发行材料中，伪造相关的土地权证和银行对帐单，综艺股份倒做了涉及改制时间的一系列文件等。民生银行的情况如果属实，至少属于轻微的手段造假问题。三是两者兼而有之。大庆联谊不仅虚报前三年利润达1.62亿元，而且还伪造了时间虚假的改制文件、工商营业执照和内容虚假的审计报告、法律意见书等。吉诺尔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应该说，由于我国证券市场开市初期法规不完全、市场规则不健全，在相关上市公司过度追求低成本融资圈钱的头脑发热之下，同时也在一些地方政府政绩工程的过多干预和撮合之下，在券商等中介机构片面追逐寻租效应的推波助澜之下，不少上市公司或多或少存在这样那样的原罪问题。只不过对上市公司发行上市中的原罪，历来总是讳莫如深，好像它是一个伪问题似的。

　　虽然早在1993年的《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和《股票发行与交易暂行条例》中对于虚假陈述就明令禁止，《公司法》明确将“对财务会计报告作虚假记载”和“公司有重大违法行为”列为退市条件，《证券法》也明确规定，不符合条件的上市公司应按《公司法》的规定退出。但目前证监会只对“公司最近三年连续亏损”的上市公司作退市处理，而对“虚假记载”和“重大违法行为”列为退市的规定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这实质上等于放纵了上市过程中的欺世盗名、背信弃义行为，为各种损害投资者利益的圈钱寻租原罪大开绿灯。

　　无可否认，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确实出现过“绿灯行，黄灯停，遇到红灯绕道行”的现象。在刚刚进入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许多事情却仍然为计划经济的框框所困扰，有时不得不采取“绕道走”的对策，才能达到改革的目的。但是，好心和为难都不是违法违规的正当理由，也不能成为漂白原罪的理由。在上市条件和履行相关手续上的“绕道走”，明显违背了相关的证券法规，构成了欺诈上市和对投资者权益的侵害，如果情有可原，那么，谁来体谅受侵害的投资者？

　　当然，同样无可否认，在发行上市受到计划额度限制的情况下，争取上市额度曾经成为一种权力寻租活动。在上市公司利益和地方经济的局部利益互为一体的前提下，围绕个别官员的意志运作的倾向常常非常明显，主动权有时候其实并不完全掌握在上市公司手里。不少环节上的弄虚作假，如果没有有关部门的配合和帮助，单凭上市公司本身是无法完成的。但只查处上市公司的违法违规责任，不追究纵容、支持甚至直接参与造假的后台，并不能真正从体制和机制上根本杜绝造假，更不能成为政府对上市公司造假大包大揽的理由。

　　最近，河北省出台了一个一号文件，首次提出民营企业经营者创业初期的犯罪行为，超过追诉时效的，司法机关不得启动刑事追诉程序。地方上不再追究民企“原罪”，出发点可能是为民企发展创造宽松的政策环境，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党的各级机关和政府有没有法律解释权固然是一个问题，一个健全的社会是否应该讲规则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如前所说，所谓“原罪”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不讲规则所造成的，今天既要纠错，那么，并不是用一个新的错误去取代一个旧的错误，而是更要讲规则才行。对于上市公司发行上市中的原罪，也许也可能存在追诉时效问题，也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也需要在发展中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但重要的是要讲规则。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如果对原罪问题一味讳莫如深，一味大包大揽，一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那么，《证券法》生效前的历史遗留问题原罪固然不妨永久尘封，但新的原罪难道也可以永远如此这般的不了了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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