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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银广夏事件与美国安然事件前后市场的种种反应进行对比，就可以看到在中国股票市场上舆论监督的滞后性。
2001年12月以来，国内报纸谈论最多的，就是银广厦造假与美国的安然造假。其实，虽然银广夏造假，安然也造假，两起事件仍有根本性的不同。安然造假被揭穿是个比较长的过程，其间媒体的作用功不可没。安然股价在2001年初最高时达90美元，后来随着媒体的质疑和曝光而步步下跌，在10月已经跌至30美元。到11月该公司寻求被收购失败，股价已经在1美元以下。破产是12月2日的事情，已完全在预期之中。最后以《华尔
街日报》一篇评论“安然败了，但市场胜了”而收场。
银广夏的造假故事触目惊心，引发了国内许多人对于监管的批评和反思。但以往对监管的理解，还是过多地集中在职能部门身上，例如证监会和司法机构。从安然事件可以看出，证监会和司法介入固然重要，但这主要还是事后的监管，而在整个事件发生过程中，若要较早阻止或揭露造假行为，使市场公正和效率得以体现，媒体及公众舆论的制衡力量很重要。因此，除了按传统的看法承认公司董事会、证监会和司法部门的作用，还必须重视媒体监督的力量。在安然事件中，最终市场胜了，但媒体的监督力量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国媒体对于股票市场的监督近年来正在步步加强。财经媒体是为广大读者、包括投资者服务的，而监督从来都是其最重要的基本职能。要紧的是，行使这种职能与其他职能不一样，不仅不能收费，还要花钱去采访调查，而且直接得罪既得利益者，承担了多重风险，可谓成本高昂。所以，这方面要做得好，不仅需要正确的理念、勇气和智慧，更需要社会的支持和肯定。在媒体的舆论监督方面，不能不提及具有广泛影响的《财经》杂志。如果不是因为《财经》杂志，也许很多人不知道《基金黑幕》。
在充满着短期利益诱惑的中国股市里，难得有少数的媒体始终比较清醒。他们相信自己永远也不会爆发出像庄家吕梁那种不顾一切的疯狂，他们希望正义的声音能够得到张扬。人们从大量对股市进行批评与分析的文章中，从对国内股票市场关键问题的追索与反思中，得以感同身受。而舆论监督力量的增强，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正是中国股票市场从幼稚走向成熟，从混乱趋于规范过程的一个缩影。
有鉴于此，更应当同步建立起有利于媒体履行监督职能的外部环境，包括政治和法律环境，促使传媒业形成平等竞争、透明自律的机制。这正是财经媒体不断强化监督功能的前提，而中国股票市场的未来定会从中极大受益。
除了法律监督、媒体监督之外，市场参与者对股票市场的监督，在中国也相当薄弱。这与中国股票市场与生俱来的结构性缺陷相关，也与市场本身的发展水平相关。成熟的市场上总有相互对立的利益主体，相辅相成，相克相生，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买方与卖方、多方与空方，等等。各种利益主体形成平衡，各方的分析师和媒体一起形成强大的市场合力，推动市场透明度的提高。
中国股市发展还处于初期，在买卖方向上本来就只有“做多”一方，而且买方与卖方几乎已经利益趋同——暗中勾结者之外，最重要的是已有的基金管理公司都由券商和信托投资公司所控制，而这些券商自身恰恰正是卖方，“买卖一家”的垄断局面使市场上难以形成独立的强大买方力量。在这种既定的格局中，独立的、实事求是的专业分析既少且微弱，无法受到应有的关注。
因利益失衡出现的重大偏差，需要通过平衡利益来校正。在中国股票市场上发展多种利益主体非常迫切。具体到操作层面，当前有两方面的事情较为重要，一是在基金业放开行业准入，改审批制为核准制，使机构投资者的发展与壮大体现出多种利益主体并存的原则；二是选择时机推出新的金融工具，建立做空机制，使市场的各种力量有足够的激励相互制衡。在当前，决策者可能出于对现有行政“监管能力”的担忧，放缓市场开放的脚步。不过，理论和经验都表明，以行政监管来代替市场监督从来是得不偿失，众多市场参与者的相互监督与制约，不断完善的市场机制，才是建立公正市场秩序之本。
(注：本文为蔡慎坤先生授权新浪网独家发布，严禁转载！)
谁来拯救中国股市(连载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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