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强文章：儒家文化与日本资本市场

　　韩强

　　郑秉文先生发表在《光明日报》的文章《股票-福利-经济制度》(20002年2月21日)介绍了今年77岁高龄的罗纳德·P.多尔(Ronald Philip Dore)教授的著作《股票资本主义与福利资本主义--日德模式与英美模式》，书中用经济制度比较研究折方法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英美模式(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与日德模式(或称莱茵模式),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尽管多 尔在书中也指出日德模式中日本与德国的差别，但是由于他把日本归于德国模式是不恰当的，确切地说，应当是德法模式。日本应该属于东亚模式(尤其是日本模式)。在东亚模式中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是这种模式的最具特色的。其特点是政府与民营经济的结合。同时，我们也看到多尔教授也注意到了东亚经济受儒家文化影响的特点。

　　20世纪80年年代至90年代日本经济出现了泡沫经济，当时传说日本东京可能成为世界金融中心，于是引起了东京房地产价格的上涨，接着就是与房地产有关的上市公司的股票上涨，带动了整个股市的上涨。但是90年代后日本经济长期处于萧条状态，不仅引起世界经济界的关注，也引起了学界的广泛注意和研究。许多学者从泡沫经济后果的角度研究日本经济的萧条，并没有进一步从思维方式特别是文化的内涵上进一步分析日本经济的弊端。多尔教授的这部制度比较的专著中将"股票市场"作为分析工具和研究起点，独具慧眼，将经济制度分为"英美"和"德日"两种模式的基础上，运用大量资料比较研究了两种制度模式的异同特征，对德国模式中存在的弊端进行了批评，同时对日本经济的"制度疲劳"产生的文化、社会、政策和企业方面的背景和根源也做了深入的分析。

　　郑秉文先生在介绍多尔教授的著作时做了如下的概括：

　　日德模式与英美模式之间的最明显差异在于对股票价值的理解上及其观念的差异上。在英美模式中，公司的股东利益至高无上，股份制公司被认为主要是通过投资为其谋取利润和使其资本增值的工具；对股份制公司雇员来说，企业不是为其谋取利益的福利机构，只是他付出劳动取得报酬的服务机构，因此股东的利益高于雇员的利益；对整个国家来说，股票市场是最终衡量上市公司业绩和成败的核心指标，股票指数是衡量国民福利的主要标准，英美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可以概括为"金融化"或"市场化"。

　　日本是将儒家思想运用到经济领域的典范。而日本模式的最大特征是非"金融化"的典范。日本儒家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生产至上"，"造物文化"远远优越于"挣钱文化"；"生产"比"挣钱"更具有价值，更为优越。在这些方面，德国与日本比较相似，即在日德模式中，"金融化"的初始状态和后来的发展过程中都体现出了一种高度的"制度化"趋势，它对不确定的经济结构和生产效率具有排斥性。

　　在储蓄方面，日本民族具有勤俭持家的传统；日本的储蓄始终留在国内，为日本资本市场提供了廉价的资金来源，使日本公司比国外竞争对手更具有资金成本的优势；这个传统是导致日本公司交叉持股的重要原因之一。交叉持股现象的盛行，固然与日本德国两个国家对股票作用和股票价值的理念认同有很大关系，但就日本来说，它与日本企业的终生雇佣制、客户关系中的关联交易、非竞争性的合作、政府的经济干预作用等等也有直接的关系，这4个特征被多尔教授概括为日本是"一个长期承诺的社会"。

　　但是，资本市场要求具有透明度，进入这个市场就要有获利的预期，而交叉持股的现象则严重破坏了日本资本市场的这两个原则。交叉持股的后果是你"不要抓破我的脸，我就不会抓破你的脸"，多数日本企业家坚持这个主导原则的目的在于防止企业被收购，于是整个经济制度运行的目的最终就演变成了是防止破产和被兼并收购；其结果将导致在保护投资者公共利益上起了相反的作用，潜在的投资者被吓跑，市场交易贫乏，整个经济由于资本市场缺乏效率而遭受损失。通常，日本公司60%或70%的股份都控制在向其提供贷款的银行、提供保险的保险公司、或进行大量贸易来往的其他工商企业手中，而且，和这些工商企业绑在了一起，也就意味着与支撑他们的银行绑在了一起。(《股票-福利-经济制度》《光明日报》20002年2月21日)

　　从郑秉文先生对多尔教授的著作概括性的介绍中，我们看到了儒家文化对日本资本市场，特别是金融体系和企业制度的深刻影响。

　　第一，所谓"生产至上"，"造物文化"远远优越于"挣钱文化"；"生产"比"挣钱"更具有价值，更为优越。正是儒家"正德、利用、厚生"的表现，也是传统农业社会重农轻商的影子。这里我们并不是说日本及东亚后发型现代化国家仍然是重农轻商，而是说传统的"重物轻钱"观念即使在现代商业社会中仍然具有某种影响，因为在传统观念中物质生产是与人的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在某些人看来，商人在流通领域的活动不能创造物质产品，因此显得不那么重要。实际上，日本的贸易保护思想也与此不无关系，由此形成了一种现象，一方面日本要求别的国家开放市场，另一方面又保护自己的市场，在农业方面尤其如此。无论从中日贸易争端，还是从日美贸易争端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方面的情况。

　　第二、所谓"你不要抓破我的脸，我就不会抓破你的脸"，正是儒家"忠恕之道"的表现，也表现为某种"中庸之道"。这在资本市场中所表现出来防止破产和被兼并收购，也正是孟子据说的"民无恒产，因无恒心"。只有一定数量的财产才能使人心理安定，不管企业的大小，都要使它有一份不会被兼并收购的资产，它才能稳定。因此宁可交叉持股，也不要收购兼并。这种心理表现好象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王霸义利之辨，在某种意义上收购兼并就好象是逐利的霸道，不如交叉持股的仁义王道。这种心理状态就进一步导致了"有不忍人之心，斯有有不忍人之之政"，在孟子的理想中是由圣王扮演这种角色，在现代日本则是由国家和银行扮演这种角色。

　　第三、日本企业的终生雇佣制、客户关系中的关联交易、非竞争性的合作、政府的经济干预作用等等也有直接的关系，这4个特征被多尔教授概括为日本是"一个长期承诺的社会"。正是"有不忍人之心，斯有有不忍人之之政"的表现，也可以说是家族资本主义的表现。儒家的仁爱精神是"爱有等差"，从孝悌为仁之本到忠君、忠于国家，同时国家又扮演着家长的角色，这种思维方式可以说在日本现代经济中运用得淋漓尽致。企业的管理者要象爱护孩子那样爱护每一个员工，不能随意开除员工，正象家长不能把自己的孩子赶出家门那样。于是企业的管理者、银行、以至于国家都在自觉不自觉地扮演着家长的角色。这个关系进一步的扩大就使得国家把企业看成是自己的子女，因此它不能轻易破产，于是银行要加入救助企业的行列，而且企业之间、银行之间、银行与企业之间的互相持股，也很容易造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所以国家不能轻易让让企业和银行破产，而是想方设法挽救他们。应该说，在亚洲经济起飞的过程中，儒家资本主义的管理模式曾经起了积极作用。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种"有不忍人之心，斯有有不忍人之之政"的国家保护主义，使日本银行积累了大量的呆坏账，以至于到了现在日本金融体系到了非进行肆意的改革不可的地步。

　　上述分析充分说明了最典型的"儒家资本主义"特征，正是这个特征充分暴露出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日本及东亚国家经济制度中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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