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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强
在国企的改革过程中，“政企分开”成了关键词。人们会说，国企的婆婆多，上有各级行政部门，下有本企业的行政领导。采取的是行政管理模式，企业无法自主经营，不适应市场经济，因此我们需要建立企业家队伍，培养适应市场经济的经理人。但是却忽略了一个问题，一些做大做强的民营企业也受到行政干与，这是外部的干与，而且这种干与往往又与
民营企业家产生了共鸣。《科学投资》《中国民企死亡全书》中就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
当官首先要有政绩。最容易出政绩，让人看见政绩的地方在哪儿？修路、盖楼。所以，伴随着官员的政绩提升和官位升迁，在这两个地方栽跟头的企业最多。大家都知道巨人的死是因为盖了一座巨人大厦。巨人为什么要盖这样一座超出自己财力、物力，并且可能巨人再有100年也用不了的大楼？巨人大厦原来准备盖38层的，后来为什么涨到70层。史玉柱解释这个问题："38层的想法出来不久，1992年下半年一位领导来我们公司参观，看到这座楼位置非常好，就建议把楼盖得高一点，由自用转到开发地产上。于是，我们把设计改到54层。后来，很快又把设计改到64层，此中有两个因素：一是设计单位说54层和64层对下面基础影响都不大；二是我们也想为珠海市争光，盖一座标志性大厦。当时广州想盖全国最高的楼，定在63层，我们要超过它。1994年初又一位领导来视察珠海，同时要参观巨人集团，我们大家觉得64层有点犯忌讳，集团几个负责人就一起研究提到70层，打电话向香港的设计师咨询，对方告之技术上可行，所以就定在70层。"听了史玉柱的这番话，你的感觉是什么？是不是像儿戏，好像孩子过家家？这样搞企业，怎么能够不败！史玉柱当初是因为在深圳不受人待见，才决定将企业搬到珠海。珠海的上层领导对史玉柱非常器重，为他办企业行了不少的方便。现在领导有需要，史玉柱如何能够不投桃报李？而且史玉柱的"贡献"不是白做的。就在史玉柱决定为"珠海争光，为领导争光"，将巨人大厦由38层加高到70层以后，珠海有关方面也立刻给了史玉柱一个"殊荣"。1993年，史玉柱荣获"珠海市第二届科技重奖特等奖"。珠海市政府奖励史玉柱奥迪轿车一辆，三房一厅住宅一套和奖金63万元人民币。双方你来我往，就好像有默契一样，苦了的却是企业。巨人大厦原来预算为2亿元，工期2年，加高到70层后，预算变为12亿元，工期拖长到6年。后来史玉柱将巨人的所有流动资金都投入到巨人大厦，加上在香港卖楼花的钱，也填不满这个黑窟窿。最后巨人大厦没有盖起来，巨人也完蛋了。(《中国民营企业第三死：死于企业政治化》)
史玉柱是心甘情愿地接受了地方领导的建议，楼越盖越高，资金链越拉越长，直到断裂了。如果仔细看一看全过程。象不象“计划经济”，其实这不是“计划经济”，确切地说是“行政命令经济”，或者说是“行政命令”加“理想主义”。如果从哲学上看是形式主义的思维方式，只顾形式，面子上好看，不顾实际内容。史玉柱的企业需要70层大楼吗？珠海的经济发展需要70层大楼吗？在当时都不需要，但是当时的“形象工程”需要这样的大楼。而且越高越抢眼，所以史玉柱决定为"珠海争光，为领导争光"。最有趣的是：将巨人大厦由38层加高到70层以后，珠海有关方面也立刻给了史玉柱一个"殊荣"。1993年，史玉柱荣获"珠海市第二届科技重奖特等奖"。珠海市政府奖励史玉柱奥迪轿车一辆，三房一厅住宅一套和奖金63万元人民币。双方你来我往，就好像有默契一样。如果从商业的眼光来看：奥迪轿车一辆，三房一厅住宅一套和奖金63万元人民币，能与70层楼预算12亿元相比吗？然而没有人仔细算过经济账，最后的结果是巨人倒了。
然而，类似的事情不只是史玉柱。1992年，云南企业家罗志德提出想在昆明盖一座56层的大厦。之所以定为56层，是因为中华民族一共有56个民族。每个民族一层，以彰显民族团结。罗志德的原意，只是提出这么一个计划，看看是否可行，谁知这个计划却让有关领导知道了。大厦立刻被赋予了一层非同寻常的政治意义。有关部门也会办事，昆明市中心一块面积达100亩的土地随即被"特批"到了路达公司的名下，有关部门还在昆明市郊给了罗志德200亩土地。这一下，罗志德没了退路，只好赶鸭子上架。以路达公司当时的实力，远不足以支撑这么一座大楼，向银行贷款又贷不到。罗志德苦思无计，最后想出了一个发行股票筹资的招数。这一招还真灵，仅发行股票的头3天就筹集了2000万元。正当罗志德以为问题解决，一个记者却向上面写了一份内参，说路达公司乱发股票，扰乱金融市场秩序。上面派下来调查组，路达公司被勒令立即停止股票发行。大楼自然是盖不起来了，上面领导也对他有了看法。路达公司自此麻烦不断，走起了下坡路。(《中国民营企业第三死：死于企业政治化》)
看一看，56层大楼象征中华民族一共有56个民族，这是多么美好的理想，当这个理想被赋予政治意义时，一系列行政措施就跟着来了，特批的土地来了，然而资金缺口却无法解决，最后想出了一个发行股票筹资的招数，结果一败涂地。这又是一个“行政命令”加“理想主义”的典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典型，如果我们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一找原因，就会发现最早的官商之争，是著名的西汉《盐铁论》，所以中国历来有“官盐”、“官铁”、“官粮”、“官窑”。商人是被官瞧不起的，因为传统经济提倡的是“以农为本”，但是现实的经济又不可能没有商业，因为物品交换是必不可少的，于是就有了官商结合，有了“官”，“商”就合法化了，“官”管“民”天经地义。直到今天还有人极力宣传胡雪岩，正是这种传统文化的美好回忆。胡雪岩是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产物，如果今天仍然宣扬这种官商结合的典型，那是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
现代市场经济要求企业建立严格的科学管理模式，企业要讲成本核算的，要讲投入和产出的，是不能用理想主义的方式来管理的。尊重客观规律，实事求是，是企业家最基本的素质。作为地方领导希望把本地区的经济搞上去，这无可非议，但这也要尊重客观规律，实事求是。如果不顾客观规律，一味追求形象工程，搞形式主义，最后的结果不仅是企业垮台，而且会给银行带来麻烦，也会使地方经济陷于被动，难道海南的房地产热教训不值得我们记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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