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强：民营“郑百文” 经济现象哲学思考(一)

　　韩强

　　“郑百文”模式曾经在证券市场红极一时。它曾与四川长虹和原中国建设银行郑州分行之间建立的一种三角信用关系，其基本内容是：郑百文购进长虹产品，不须支付现金，而是由原建行郑州分行对四川长虹开具6个月的承兑汇票，将郑百文所欠货款直接付给长虹，郑百文在售出长虹产品后再还款给建行。原建行郑州分行和郑百文领导坚持认为，这是一种适 应大生产、大市场、大流通要求，对工、贸、银三方都有利的合作模式，既能使工业企业增加销售，又能降低商业单位的经营成本，还可以促进银行存款的增长，可谓“一石三鸟”。

　　由于有银行作后盾，郑百文从1996年起着手建立全国性的营销网络，在没有一份可行性论证的情况下，大规模投入资金上亿元，建起了40多个分公司，最后把1998年的配股资金1. 26亿元也提前花完。遍布全国各大中心城市的一幢幢楼房和一台台汽车，形成了大量的资金沉淀，使企业积重难返。

　　公司规定，凡完成销售额1亿元者，可享受集团公司副总待遇，自行购进小汽车一部。仅仅一年间，郑百文的销售额便从20亿元一路飚升到70多亿元；与此同时，仅购置交通工具的费用就高达1000多万元。为完成指标，各分公司不惜采用购销价格倒挂的办法，商品大量高进低出，形成恶性循环。1998年下半年起，郑百文设在全国各地的几十家分公司在弹尽粮绝之后相继关门歇业。数以亿计的货款要么直接装进了个人的腰包，要么成为无法回收的呆坏帐，郑百文至今还有4亿多元的帐款没有收回。但与企业严重资不抵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郑百文养肥了一批腰缠百万甚至千万元的富翁。任职几年，郑百文某分公司的一名经理便拥有了价值上百万元的宝马轿车和北京罗马花园300多万元的豪宅。(《郑百文：假典型巨额亏空的背后》新华社2000年10月30日)

　　这是新华社记者谢登科的报道。郑百文的这种好大喜功的经营模式，让人想起上个世纪50年代的“大跃进”。也许有人认为，国有控股公司，由于企业领导的头脑发热，才会出现这种荒唐的事情。如果是民营企业，财产是自己的，一定会精打细算，绝对不会出现“郑百文”这种经营模式，因为民营资本积累不容易，谁会拿自己的财产开玩笑呢？其实不然。最近《科学投资》《中国民企死亡全书》，就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

　　李忠文也是一个渔民的儿子，19岁时被人推荐到天津当学徒，学习做鞋1994年，羽翼渐丰的李忠文辞了原来的老板，借了4000块钱，和哥哥两人开始在天津打江山。李忠文很有生意头脑，看到天津当时商店里的鞋都卖得很贵，他就反其道而行之，将所有的鞋廉价销售，生意一下就红火起来。李忠文第一次做生意，在他做生意的第一年，他那个由老式澡堂子改建的只有420平方米的鞋店就为他带来了400多万元的收入。

　　初步富裕起来的李忠文心更大了，那个“澡堂子”鞋店除了一部分自己经营，他又分出一部分进行出租。看到李忠文的鞋店生意红火，别人都愿意出高价租赁他的铺面。李忠文这样做，一方面分散了风险，另一方面收取租金有更多的资金进行运营。这是李忠文与众不同的一面，也是他为人精明的一面。到1996年，李忠文和哥哥在天津已经拥有4家鞋店，每家单店面积都在四五百平方米，生意都不错。

　　但是，这一年的晚些时候，李忠文却突然决定将这4家鞋店都关掉，而另外租赁了5个店面，每个单店的营业面积都扩大到上千平方米，同时打出“百信鞋业”的旗号，以“平民化，低成本，低价位”为号召，搞起“鞋业超市”，并引进连锁概念，对外号称“中国第一家鞋业连锁企业”。全新的经营模式，超低的商品价格，引来社会上好评如潮，慕名而来的顾客整天挤满了店堂，为李忠文带来了丰厚的收益。

　　李忠文慢慢觉得光是一个天津已经不够自己施展了。他决心顺风扯帆，将“百信鞋业”之花开遍全国。从1997年起到2000年，短短的4年时间里，“百信鞋业”在全国40多个城市开了80家连锁店，旗下拥有了2.8万名员工，总资产达到30多亿元。李忠文的鞋店，大的单店面积超过1万平米，小的也有1千多平米，显得大气磅礴，气势非凡。这时候的李忠文已经不仅仅是个亿万富翁，而且成为社会名流，被人誉为“中国鞋王”。过顺的境遇使得李忠文豪气爆棚。他宣称，到2002年，“百信鞋业”要在全国开100家连锁店，5年内跻身世界500强。他自豪地宣称，他的习惯是只做第一，不做第二。如果哪家百信鞋店在当地的销量不是第一，他宁愿关掉它。

　　就在李忠文宣称他的“百信鞋业”要在5年内跻身世界500强的时候，灾难开始了。李忠文开鞋店，采取的是家电经销的那一套模式，即由厂家先垫货，待一段时间之后，再由商家给厂家结款。这种运作模式，可以很好地缓解商家资金紧张的局面，但同时也潜伏着巨大的危险。在“百信”起步的时候，李忠文的信誉非常好，说好10天给厂家结款就是10天结款，最多不会超过15天。但是随着李忠文的信心爆棚，短时间内一下开出几十家店，而且单店面积越来越大，最大的超过1万平米。这些店铺占压了大量的资金，这使“百信”的资金始终处于极度紧缺的状态。“百信”开始对厂家失信，结款的日期越来越长，厂家怨气日积月累。与此同时，“百信”在短时间内急剧膨胀，老板自身的知识积累和知识结构跟不上企业的发展，管理混乱不可避免。这导致了两个后果，第一，替李忠文打理在全国各地几十家店铺的大多是他的亲戚朋友。这些亲戚朋友乘其一时分身乏术，开始公然地、大规模地损公肥私，化公为私，使企业利益受到极大损害；第二，劣质商品开始大量涌入“百信”，原来打天下仰仗的两项利器，一是廉价，二是质优，现在廉价仍旧，质优却已经谈不上了。顾客的不断投诉，引起政府管理部门的关注。因为产品质量问题，“百信”销售额急剧下降，使本已紧张的资金链进一步绷紧。

　　“百信”内外交困，李忠文看起来固若金汤的企业帝国变得岌岌可危。正在这时，百信一直存在的“偷逃税”事件被揭发出来，成为了压折骆驼腰的最后一根稻草。随着由工商、税务、公安等部门联合组成的调查组进驻“百信东北分公司”，被“百信”拖欠着上亿元巨额货款的各地供应商闻风而动。李忠文的“百信”帝国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李忠文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许下一大堆诺言，开出一大堆空头支票，然后逃之夭夭。这次李忠文在长沙的被捕，便是被人控告利用空头支票进行诈骗。(《中国民营企业第一死：死于“顺”》)

　　看了这个故事，会觉得"百信"很象“郑百文”。为什么民营企业也会出“郑百文”的经营方式呢？为什么李忠文会头脑发热？中国有句古话：“创业难，守业更难”。想想李自成进北京不久，就被迫退出，也许能明白了。难道李自成不知道打江山是何等的艰难吗？他当然知道，但是当人被胜利冲错头脑时，可能就会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了。李忠文曾经号称要“要在全国开100家连锁店，5年内跻身世界500强。”这样的豪言壮语，让人想起了“15年赶上英国”的大跃进口号。为什么20世纪50年代会出现大跃进？如果我们从中国传统文化找原因就会发现，直觉性的思维方式，充满了理想主义。理想是美好的，但是要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却需要逻辑思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的正是逻辑思维。严复从英国留学回来后，曾经指出，西方科学发达就在于其思维方式的逻辑性，科学的基础是归纳和演绎，中国传统的道德性命之学不适应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应该转变思维方式。

　　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就会发现传统的理想主义思维方式往往是“大而化之”，不求甚解，凭着想当然的热情，先干起来再说。这种热情在一个企业创业初期，可能发生促进作用，一旦企业做大，就会出现管理上的漏洞，甚至会出现无法控制的局面。即使企业是民营的，财产是自己的，也会陷入困境。李忠文与李福乾是何等的相似，然而我们的舆论也曾经为“郑百文”的工、贸、银三方合作模式叫好，也曾经为“百信鞋业”叫好。李忠文成了亿万富翁，李福乾成了劳动模范。但是，仔细想一想，在一片叫好声中，有谁看到了了其中的危机？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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