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海琴:对股市内在基本矛盾的通俗讨论(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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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nance.sina.com.cn 2003年12月11日 19:17 新浪财经 | |
阎海琴 四、对股市管理层有关方面的讨论 因为没有一条主线,所以股市超过了人们心理承受的反复的幅度。每年我们都会看到各行各业的计划,各个部门对本年度乃至下几年度都会作出一个大致的规划或计划,包括了 客观的讲,我国的证券市场发展到今天是很难得的,在酸甜苦辣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由于没有一个明确的思路和目标,就会导致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屡屡发生。摸着石头过河是一种对入门做事的形象比喻,但是10年多了就不能再过河的时候还靠摸石头了,而且,在小河沟里可以摸石头,但是当把小舢板换成巨轮航母并且已经驶进了黄河、长江的时候就肯定不能再靠摸石头这种原始的管理方式了。为什么一些政策经常被相关人员相关单位“钻”了空子,为什么在设计之处不把这些空子尽可能的堵死,就是因为没有长远规划、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料想不到此政策出笼以后会又什么新的后果出现,“彩虹”真正总是出在风雨后”。查看管理部门的历史文献时,出现频率比较多的一些字眼是“紧急叫停”、“暂停”、“对某某的补充”等等,这也说明了政策的不连贯和不成熟。2000年年初因市场不好而提高了上市公司配股的门槛,这本是一件保护二级市场的好的举措,但上市公司增发新股的门槛却无动于衷,所以当时几乎所有准备配股的公司都掉头转向了增发,增发的门槛比配股的门槛还要低、要求又不苛刻募集资金还挺多,这又何乐而不为呢?这又显示了政策的不匹配性和不成熟。配股门槛提高了增发又出来了,增发还没完可转债又来了,股民怕的就是这种没完没了,没有一个统一的长期的完整的的规划,股市只有在波动中无奈而痛苦的上下求索了。 目前国有股减持问题讨论的如火如荼,证监会从中或许也很难找到自己的准确位置,国有股减持不减持不是证监会说了算,证监会应该管的是流通不流通问题,但是现在该部门也经常为国有股减持问题组织讨论或者寻求方案,甚至几次国有股减持方案暂停都是证监会被授权发出通知,这就使得证监会的“监督管理”的角色模糊化了。94年时任证监会主席的刘鸿儒在股市大跌的3月份宣布了“四不”政策,其中就有不征收股票转让所得税,这个问题由证券监管部门宣布显然有点不伦不类。这都是证监会的角色定位问题。 为了尽快摆脱这种被动局面,管理层引进了国外的管理人才和管理经验,这给中国的股票市场带来了活力并且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股票市场的健康发展。但是,由于在一些方面不是“借鉴”国外先进的经验,而是“移植”了一些观念和做法,因此有些时候股市会出现一些“排异”现象并且是欲速而不能达。有着独特背景的土生土长的中国股市有时候一下子难以接受这些观念和经验,譬如“股市泡沫”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推倒重来”等等,这些都是对中国股市有着深厚感情的中国投资者难以接受的,所以,股市震荡必定在所难免。 由于股票市场在国民经济中的定位没有找准确,所以一直对发行规模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10几年来,“扩容”一直是股票市场谈虎色变的最主要压力。最初的几年主要是额度问题,因为额度的变化、额度指标的公告和额度推迟发行时的猜想、额度结构配置的飘忽不定,都会引起股票市场的剧烈震荡,而同时当时的额度也成了管理层调节股市的筹码,这样,额度调节着市场市场又翻过来左右着额度,两虎相向而立致使股市大起大落(1995年5月22日下达股票发行规模,次日便演出了高台跳水一幕);当年内部职工股也是扩容的一大内容,一听说有内部股上市大势也会有一个变脸动作(1993年3月1日第一批内部职工股上市日股市在前期已经下跌的情况下当天又下跌10.46%;);转配股股权证、配股、增发、转债等都是因为直接面对市场的扩容(1995年5月10-11日,证监会重申国有股、法人股转配部分不得当年上市并否定了粤华电的法人股流通方案,次日股市在长期低迷中微涨),所以这些都成了股市激荡的因素。今天的国有股减持、非流通股全流通就更是直接的扩容行为,导致了股市老是在提心吊胆中过着日子。这也是因为没有前瞻性的计划所致。 此外,管理部门对股票市场还显得不能做到胸中有数,99年6月30日北京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证券法》大型宣传晚会,具有扇情功能的载歌载舞的晚会几次达到高潮,完全沉浸在一片祥和愉悦的气氛中,但十几个小时以后开盘的股市大变脸,这恐怕是迄今为止每一个当时的证券人士都终身难忘的尴尬一幕,这种“意想不到”几乎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其代价也太大了。本来国有股减持、国有股转让、国有股流通、全流通、非流通股全流通就不是一回事,但是直到今天才正式做正本清源的工作,开始力求规范概念,并为似乎发现了的新大陆欢欣鼓舞,这种现象至少说明管理层在与民交流上缺少了沟通性和艺术性。 还有,我国现有的股票市场和我国的文化是一脉相承的,是单向的、不可逆的、做多的、没有制衡机制的:由于我们国家股份制设计的缺陷,当大股东的代价并不大,风险也不算大,而通过二级市场对股票的购买而成为大股东的代价显然是太大了,而且还有很大的风险,所以,有钱和有权都是成为大股东的物质和精神基础,而一旦当上了大股东,那谁也奈何不了他,他在公司具有绝对的控制地位,因此想当大股东的自然人和法人趋之若鹜。从股票市场上看,由于没有制衡机制,只有做多才会赢,也就是说只有低吸高抛才能赚钱,那对于以投资股票为重要盈利手段的证券公司、基金公司来讲,他们单一的手法也就成了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所以那个证券公司和那家基金公司与那只股票的对等关系在业内成了公开的秘密,谁比谁也强不到哪里去,牛势来的时候财气逼人,熊势来的时候垂头丧气,单向的机制使得智慧在高手如林的证券、基金公司很难显现出来。这和中国象棋一样,中国的兵过了河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到了底线在很多场合下只有被动等死,而国际象棋的兵则拱到底线以后可以变成王后立地成佛。这些带有明显缺陷的制度不是不改进而是与“与时俱进”的要求改进的太慢了。 可以这么认为,我国股票市场的管理部门仍然没有完全适应与现阶段市场发展的要求,股票市场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适度性至今还没有寻找到一个动态标准,不知道其速度是快点好还是慢点好,比如:目前我国的股票市场它究竟是发展的快了还是发展的慢了?决定这种快与慢的因素是什么?比较这种快慢的参照系又是什么?如果说它是随着改革开放的幅度而发展的,它是适应现阶段经济水平的,那么,这种适应的标志又是什么?哪一个指标或者哪一系列指标能能满足这种对比?是股市的发展速度适应了我国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还是股票市场的融资速度或者说扩容速度适合了我国每年的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说,股票市场的发展速度指的是什么?是募集资金的增加速度?还是上市公司数量增加的速度?这些速度发展的是快点好还是慢点好?还是这里面的哪些速度发展的快一些好另一些发展的慢一些好? 目前中国股票市场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是适合了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要求,还是违背了这一要求,还是从来就没有适应过这种要求。凡此种种,很多都还在摸索中,答案并没有,目标也不明确,因此政策的制定就没有了依据,从而无法制定与国民经济发展相匹配的、具有前瞻性的政策,由此决定的政策也就一定会失去连续性,股市也就不可避免的成了随着政策的波动而波动的政策性市场,它也就无法与真正决定它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直接挂起钩来。 但是,上市公司首发时市盈率的高低以及由此而决定的规模的多少;已上市公司二次融资时某些程序的审核和批准等,都是由管理部门或者主管部门这同一部门来决定的,在证券业这一供求失衡的市场中,这种权力相对来讲是较大的。 新浪编者注:本文为作者授权新浪网独家刊登之作品,所有媒体及网站不得转载,除非获得新浪网及作者本人书面授权并注明出处为新浪网。欲转载者请来信finance2@staff.sina.com.cn, 或致电:(010)62630930 转5173联系。本文观点纯属作者个人意见,与本网站立场无关。非常感谢广大网友对新浪财经频道的支持,欢迎赐稿与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