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海琴：对股市内在基本矛盾的通俗讨论(三)_原创互动_财经纵横

阎海琴：对股市内在基本矛盾的通俗讨论(三)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3年12月10日 18:03 新浪财经

　　阎海琴

　　三、对股票市场特点的讨论

　　给我国股市造成大的直接影响或者生拉硬拽的直接影响的有这么几次：92年小平同志南巡，股市暴涨；93年年初通过《股票发行和交易管理暂行条例(草案)》以及《新股承销与

认购办法》加之上海投资者可以直接买卖在深圳挂牌上市的股票，股市大涨；94年架不住政府连续刺激股市的救市政策8月初飙升，95中证会发出紧急通知宣布暂停国债期货交易试点，次日发生了我国股市上最闻名的“518井喷行情”；96年连续降息等因素股市风涨，同年12道“金牌”和媒体的正规介入又逼使股市狂跌；97年2月19日邓小平辞世日，股市在大幅震荡中走强并成为97年的最低点；7月1日香港回归后的四个交易日沪指跌去近200点；9月12日中共十五大召开，但股市随之下跌，一口气掉到了会议结束时的1170点；9月23日三大报再发文章督促股市又涨；98年1月13日又提额度问题股市大跌；99年5月8日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袭股市几乎跌至当年最低点，“5.19”强烈反弹；《证券法》7月1日正式实施当日500余股票跌停；2000年2月13日向二级市场投资者配售新股，股市大涨一半涨停；3月15日创业板消息股市大跌4%；8月23日因监管风声紧张股市巨幅震荡，当日沪指振幅100点；11月24日要求加大打击操纵市场力度股市又跌3%；2001年2月22日B股决定向国人开放A股大涨；6月国有股减持办法出台股市开始大跌；7月30日新股发售国有股趁机减持沪指下跌5%，“9.11”重大事件中国股市没动沪指微涨0.39%，10月22日证监会报请国务院批准停止国有股出售股市几乎全线涨停；2002年1月25日左右国有股减持阶段性成果公布前后大不一样，此前大涨6%之后大跌6%；1月31日证监会开增强市场信心会议股市大涨6.8%；6月6日周小川讲话股指涨4%；6月24日国有股减持停止股市几近涨停。

　　可见，我国的股市对政策、对领导人的讲话是比较敏感的，有时甚至是极其敏感的，但在偶然的时候又是非常迟缓的。象“5.18”“5.19”“6.24”以及94年的8月1日的大涨都是对市场的强烈反应，但是，96年后半年总共用了12道金牌加上《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才把膨胀的股市压下去，这又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政策有时候的软弱无力。政策有时候会令股市涨翻天，有时候也会使股市跌的一塌糊涂，但有时候股市又会表现的无动于衷、麻木不仁，所以说股市与政策的关系不是线性高相关的，而会有一个提前期或者滞后期或者麻木期，这就是股市没有规律捉摸不定的特征，也是股市的魅力所在。

　　我国的股市对国外的政治经济等没有过多的兴趣，比如亚洲金融危机、欧美股市及周边股市的涨跌、甚至海湾战争的爆发(如1991年1月17日美国发起“沙漠风暴”的进攻、1998年12月17-19日美英发动“沙漠之狐”的军事行动)、1999年6月的科索沃战争、8月份的车臣战争、美国2001年10月份打击阿富汗、2003年3月进入伊拉克以及震惊世界的“911”还有不间断的巴以冲突中的“人肉炸弹”以及近来的“黑寡妇”肉弹事件都不能使我国的股市大起大落。

　　然而，股市对于我国相关的政治大事却格外的青睐：1994年7月1日《公司法》实行的当日沪指就跌去2%，随后一个月大势跌去144点，探至历史底部325点；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这一百年大事竟引来了连续四个交易日的下滑，此间沪指跌去近200点；同年9月12日召开的中共十五大期间，股市也是一口气从1240多点掉到了会议结束时的1170点，该会闭幕的随后两天又跌去150点探至1025点历史底部；1999年7月1日《证券法》的正式实施也使头天晚上兴高采烈的晚会组织者和领导者所始料不及，当日500余只股票以跌停报收；甚至最近出现了中国首次载人航天成功的当日几乎所有与“卫星”系沾亲带故的股票几乎全面跌停。

　　还有一些大事可以成为化悲痛为力量的典型：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头一天大掉9%，当天又大涨8%，并从此几乎成为了我国股市的历史最低点；无独有偶的是，美国在99年5月8日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时候我国的股市在当天跌去4%，但从此也几乎成为了我国股市上了一个台阶的历史底部。这就是我国股市的特点，几次大的政治事件几乎都构成了股市每一个台阶的底部，而且还是历史的底部。

　　证件会主席的变更也会由于领导人的态度直接影响到股市的态度。五任证监会主席，除周道炯和新上任的尚福林外，三位主席都使当时的股市超越过了前任，历创新高，即使周道炯期间也几乎创出前任新高，每一届的新领导都会对股市发一通感慨采取一些做法，从而促使证券市场有了一波又一波的上扬行情：92—95.4月刘鸿儒任主席期间，92、93、94年年年有暴涨，92年因小平南巡而暴涨；93年因条例通过和两市可联通买卖股票而又涨；94年则因系列利好政策再涨，并创出了三年来的最高，于1994年2月达到1553点。95.4—98.4月周道炯任主席期间，95、96、97年也年年有暴涨，95年因取消国债导致的“5.18”；96年因各项政策导致得股市飙升；97年在额度公布之前股市大涨，于1997年5月达到他任期以来的最高点1510点。98.4—2000.2周正庆任主席期间，98年虽然央行连续降息，但国有股的推出阻止了股市上升的动力，直到99年才冒出了闻名的“519”行情，99年的6月份达到了他任期以来也是此前历史以来的最高峰1756点。2000.3—2002.12月周小川任主席期间，也是三年各领风骚，2000年的股市屡创新高，2001年再度红灯高照，2002年又造“624”行情，直至2002年年底周离任。2003.1—至今尚主席期间，4月份有一波行情，从年初1347点开盘到4月16日1649点的最高峰也拓开过302点的空间差距，但随后又其貌不扬直至今日。

　　下面是1992—2003年年内上证指数最低和最高的指数点位：92(292--1429)、93(750--1558)、94(333--1052)、95(524--926)、96(512--1258)、97(871--1510)、98(1043--1422)、99(1047--1756)、2000(1361--2125)、2001(1514--2245)、2002(1339--1748)、2003(1307--1649)。从94年7月28日见历史底部325.89点以后，大势再没有低于500点以下。

　　我们可以把中国的股市份为五个台阶：第一级是94年10月至96年5月的一年半，沪指八次触底，最后上翻到并站稳在确立了630点的底部。第二级从96年后半年开始到97年2月份，这时沪指的底部是850点，97年2月21日我国股市再破千点，从此再也没有跌于1000点以下。第三级是从97年2月份至99年12月份，沪指六次探底，时间和点数分别是：97年7月8日：1066.04；97年9月23日：1025.13；98年1月13日：1110.09；98年8月18日：1043.02；99年2月8日：1064.17；99年5月17日：1047.83，所以第四级的底部应该是1000点，这一扎实的底部造就了新世纪的巨大行情，从此，股市又上了一个新台阶。99年至今是第五个台阶，此时的沪指底部又被抬高到了1300点以上，近四年来，沪指四次探底：1999年12月27日：1341.05；2002年1月29日：1339.20；2003年1月6日：1311.68；2003年11月13日：1307.40。可见，不管因为什么原因，我国股市每年必定有一波象样的行情，落差总在大几百点甚至上千点以上；而且，其指数的底部在反复中提高是一个事实，如果说有特征的话，这恐怕是一条比较明显的特征。

　　对证券市场有直接影响的还有一个因素是居民存款利率的变化。建国以后的1955年定了居民存款利率以后40年没变，1996年5月1日首次进行调整，居民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调整为9.18%；同年8月23日下调为7.47%，第一次降息人们还不太适应这种调控对股市的影响，所以效果还不太大，但此时也形成了96年及其后来股市的历史底部；第二次降息则对股市起了极大的推进作用，促成了96年难以抑制住的大行情。97年降息一次，时间是10月23日利率降为5.67%，这次降息为微弱而随时准备下滑的股市撑了一把。98年连续三次降息，3月25日降为5.22%、7月1日降为4.77%、12月7日3.78%，3月25日的第四次降息引爆了98年前半年的牛市行情，7月1日的第五次降息使股市不了了之，12月7日的第六次降息象黔驴技穷一样对股市也没起任何作用。99年6月10日第七次降息利率是2.25%，为当时牛劲十足的行情又狠狠的添了一把火，助长了股市一口气上涨70%以上。2000年4月1日实行了《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这之前股市跌了一下但公布之日倒没有震荡。三年以后的2002年2月21日第八次降息利率降至1.98%，这一次由于是在春节期间降息，所以对股市的影响微乎其微。所以，居民存款利率对证券市场的影响在理论上是直接的，但是在现实的我国证券市场中，则只有在一片牛声中才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否则，它的力度也是有限的，或者说，用的多了股市就麻痹了而且下降的空间也就小了。例如2002年1月16日，时任央行行长的戴相龙就表示过，降息仍有空间，可以通过对货币政策和对金融市场的管理来支持资本市场。但下滑的股市并没买账，该滑的继续下滑着。

　　从上述对历史的回顾看，我国证券市场的一个主要的特证是发展速度非常快。1)上市之初14家，今天达到了1278家；2)91年至今股票市场筹资共达9522亿，其中A股筹资5023亿，A配股筹资2165亿，H股筹资约1800亿，B股筹资约370亿，B股配股筹资26亿，可转债等其他筹资225亿。每年平均以800亿的规模筹资集聚其速度应该是比较罕见的，但其中90年筹资45亿，91年筹资5亿，可见这种筹资的车轮是在越转越快。

　　但值得玩味的是，我国的股市指数从来没有和发行的数量、发行的规模、筹资额的多少、上市公司的业绩发生过关系，从92年至今，什么都在发生变化但是有四个指标却是按一个趋势义无反顾的行进着，它们是：新上市公司的绝对数量年年增加、筹资数量年年在增加、每股收益年年在下降、净资产收益率年年在下降。这四项基本指标似乎与波澜壮阔的股指没有太大的关系，碰到股市大跌的时候，该发行的还是发行该筹资的还在筹资，利润该下滑的还是下滑净资产收益率该减少的还是减少，翻过来，这些指标我行我素的时候，股指却有时又变成脱僵的野马拦也拦不住。

　　如果说，宏观的政策对股市假定还有一点影响的话，那么，上市公司的业绩似乎对股票指数没有任何影响，或者说有影响但影响肯定不大，因为上市公司的业绩从三毛钱到两毛钱到一毛钱连下三成，而股指却从300点到500点到800点到1000点到1300点连闯五关，背道而驰的四条曲线就是我国证券市场的10年现状。

　　理论上讲，股指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也是密不可分的，常用晴雨表来描述前者对后者的关系，但是它们之间的关系在我们国家却大大失灵了，先不要说它们之间的代表性，首先是什么叫代表、怎么代表、用什么指标做代表到现在也没有真正搞清楚。到底是股市的指数代表国民经济还是发行规模的大小代表国民经济，还是筹资额的多少代表国民经济，还是上市公司质量的变动代表国民经济？如果是后者那什么又能代表上市公司的质量，什么又是上市公司的质量？每股利润屡屡下滑净资产收益率每况愈下能说是公司质量天天向好而且和喜气逼人的国民经济一脉相承吗？所以，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首先脱离了正常运行的国民经济，证券市场的股票指数又脱离了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在此情况下，股指与国民经济的运行轨道就越来越远的找不到影子了。

　　可以说，我国股市的运行轨迹既和外部的国民经济不相干，也和构成其主要内容的上市公司这一“标的”互不搭界，这就是我国股市的怪现状。由此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即在这十年中，不知道是市场跟着政策走还是政策跟着市场走，人们都说中国的股市是政策市，从上面的分析看这话只说对了一般，另一半则是政策也在跟着市场走，它在跟着投资者的脸色走。政策在不断的试探着人们，人们也在不断的揣摩着市场，所以，市场一直是脆弱的，老百姓想从中赚钱，这是天经地义的，但政府除了想发展经济达到最佳资源配置外还夹杂了别的目的，因此就把简单的皆为利来又因利往的市场交易行为给政策化行政化了。

　　在一个相对单纯的市场经济中，我们或许还会寻找到其中的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但是，当一种事物混杂进了人为地主观目的愿望的时候，那这种规律性就很难找到了。毫无疑问，每一届领导人上来都为证券市场的发展推了一把，但是，准确地说更多的是在阶段性的推动着这一市场的进步，而不是在一条主线下有计划、分步骤的完成这各自历史赋予的历史使命。

　　股市和体育的竞赛项目的难以预测是一个道理。世界杯足球赛冠军究竟是巴西、法国、德国、阿根廷，谁也说不清，虽然比赛的规则是公开公正的，虽然各个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状况是可以尽可能多的了解的，虽然球队的平时集训打法是透明和熟知的，虽然赛前每个队员的精神心理状态是可以考究的，但是，一支球队在临场上的发挥和配合和兴奋状态和失误和灵感却是谁也不可预知的，罗纳尔多在球场的一个趔趄可能就会导致巴西球队的失败，马拉多纳一个“上帝之手”的举措，虽然让全世界瞠目结舌，但他的球队却赢了这场球，这就是体育赛场的偶然的比赛行为的魅力，其中充满了遗憾和快感、欢乐和泪水，巴西队和中国队相碰其结果早为世人所共知，所以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也就没有任何魅力可言。

　　股市也是这样，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变化可以预测，政治政策政令的改变可以预见，环境气候天气温度可以预报，甚至投资者的心理预期心态变化趋势也可以仔细揣摩，但是，在股市开盘的时间内，所有的综合因素都变得脆不可碰猝不及防，势去如山倒势来象抽丝，大到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的动作、小到操盘手的手指失误都可能引起股市的大起大落。所以，几乎所有的外部环境都有序可循，唯有股市没有典型的规律，这就是股市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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