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枪：全流通之痛 利益分配规则缺失制肘减持

　　全流通不等同与国有股减持，但全流通绕不开国有股减持，国有股减持中的利益分配问题实际上也折射出全流通必须正视的利益分配问题。游戏必须是在规则明确的情况下进行，无利益分配规则导致全流通的游戏无法进行。

　　――作者题记

　　老枪

　　全流通的讨论似乎成为近期中国证券市场思想家们的兴奋点，草根出身的股评家或者是居于庙堂之高的经济学家们的唾沫漫天飞舞，是市价减持还是竞价减持仰或是净资产减持？每个人都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每个人似乎都有驳倒别人的充分理由。

　　处于漩涡中心的国资委和证监会到是异乎寻常地沉默，李荣融和尚福林内心的考衡我们无从得知，但任何一个证券市场参与者心中都明白，国有股的减持乃至部分与国计民生无关的公司的股份全流通是中国股市的必然之路。

　　周小川做过努力，但市价减持的实验最终失败了，2200点到1300点的落差让市场难以接受。其实，如今回顾起来，周小川的努力也许是最接近成功的，当时中国股市甚嚣的“千点论”离1300点也不过区区三百余点，如果不是高层的突然叫停，也许我们今天听到的讨论不再是价格问题，因为当时千点就是一个心理关口，如果当时的证券市场跌破千点，也许市价减持或者其他减持方案引发的就是大规模的超底资金入市。但是，周小川失败了，这就是事实，博弈论中著名的“囚徒困境”在中国证券市场多了一次印证的实例。

　　也许现在看来有点事后诸葛的味道，但经过两年多，看看中国股市的现状，剔除新股发行的因素，按照当时的指数计算环境来衡量的话，许小年先生也许可以笑傲江湖了。

　　笔者始终认为，目前的任何全流通方案都不太成熟，因为这中间涉及一个关键问题：减持后的国有股资金如何分配？是用减持后的资金来充实社保资金还是纾困国有企业？在烹制美味的蛋糕前，最好划定蛋糕分配规则，否则没有人有兴趣参与烹制。

　　股权分裂或许是不为部分经济学家接受的观点，但我们抛开各种性质的股权仅仅考察国有股股权就会发现问题：到底谁是国有股的真正持有人？

　　理论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是代行全民所有制的机构，问题是我们的国有股本身就有国资委直接管理，地方政府管理，部委管理等多种形态，一旦涉及具体的资金分配问题时，国有资产的管理者们的地方利益，部门利益乃至个人利益就凸现出来，如何分配可能到手的蛋糕？利益交织下的减持如果没有明确的分配规则，结果也许只有一个：失败！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一样适用于国有股减持和全流通。

　　姑且不论这些利益交织，不管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或者是各个部门获得资金后总有一个去向，如何使用这些资金并保证公平又成为一个问题，这都是我们的股评家或者经济学家没有看到的，或者是根本不愿意去看的，比较起来，我宁愿相信是后者。那么对资金的流向我们还是暂从所谓的“充实社保基金论”，但这一资金流向本身也值得怀疑。

　　既然国有资本退出竞争性行业是迟早的事，那么通过证券市场来实现国有资产的利益最大化当然是无可厚非的，作为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部门，国有资产管理者将国有资产在证券市场套现无疑是明智之举。将套现资金用于社会保障基金可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毕竟国有资产属于全民所有嘛。

　　但是，且慢，让我看看能够享受到国有股减持后充实的社保资金的是什么人？

　　长期以来中国城乡分割的局面形成城乡的“二元结构”，尤其是辅之以户籍管理、人口流动限制等政策，城乡经济发展处于极度不平衡的状态。

　　沿海的城市高厦林立、灯红酒绿，而内地边远山区的农村依然存在大量的赤贫人口。这就是现实。笔者无意抹煞我们政府在解除农村贫困上的努力，我们的“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无疑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是，我们的贫困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城乡差别甚至出现日益扩大的情况。

　　4亿5千多万多的城镇人口能够享受到国有股减持的成果，绝对数量是庞大的，但是不要忘记，中国是有12亿9千万人口的国度，抛开港澳台地区，大陆的人口有12亿6千万，剩下的八亿呢？他们享受到什么？

　　建国初期我们采用工农产品的“剪刀差”进行苏联模式的积累，工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这一模式也留下了城乡差距拉大的隐患。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们在尽力缩小城乡差距，但正如缩小东西部差距的努力一样，取得的效果并不明显。差距实际上是在不断增大并非缩小，当然，如果没有国家的一系列政策出台，可能这个差距将更大。

　　实际上，从每年的年度经济统计数据上我们可以看到，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水平远远高于农村的居民收入增长比例。而且，在刺激内需的政策导向下，城乡收入差距更是出现“一头沉”的局面，最典型的是2000年，政府给8000多万人长工资，平均每人涨120元，使得去年城镇居民收入增加9.3%，农民的收入还是按照过去的自然增长，由4.2%变成了3.8%。政府的政策导向将本来收入增长就缓慢的农民推向更为缓慢的境地。

　　农民在政策的制定上处于弱势的地位，如果我们不保护农民的利益，那么仅仅依靠农民自身的努力短期内是无法实现农民收入的迅速增长的。遗憾的是，长工资我们忘了农民，国有股减持我们又忘了农民。

　　其实，从某种程度而言，增加农民收入对刺激内需的作用更大，因为城市的消费行为日趋理性和成熟，而且目前的形势是“让穷的越穷，让富的越富”，《马太福音》中的这句话被经济学家称为“马太效应”，难道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足以克服这个缺陷吗？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是1：2.56，1985年为1：1.86，1999年是1：2.65，这个数字说明了什么？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改革开放20年后终点又回到起点，我们改革开放的动力最先来自农村，可是在解决温饱问题后，我们的城乡收入差距又回到当初的状况。应当指出，改革开放并不仅仅是为了解决温饱问题，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的八亿农民兄弟能够逐步过上小康生活，那么城乡差距的缩小能否作为小康的一个标志呢？

　　用一句电视剧的台词来形容，我们要让我们的八亿农民“为了新生活，前进！”，不缩小城乡差距，我们的农民只能向城市大规模的“前进”，由此引发的人口无序流动，社会动荡隐患将是难以评估的。

　　关于中国基尼系数的计算一直是学界争论的问题，但无论是怎样的观点，基本都承认一个事实：中国的基尼系数偏高，学者们争论的无非是基尼系数是否高到足以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而已。而坊间流传着一个未经证实也难以证实的数据：20%的中国人拥有80%的银行居民存款，这个未经证实的数据从某种程度应证了帕累托定律一样适用于中国社会。

　　不管争论的结论怎样，不可否认的是，农民无疑是处于国民收入链条的底层，工农产品的价格体系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来理顺，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无疑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距离我们的“共同富裕”目标差距还是很大。

　　从理论上来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了全民所有制，农民无疑也是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国有资产的减持他们应该分到一杯羹。

　　可是，如果将减持国有股获得的资金用于充实社保基金，那么意味着农民被遗忘了，我们国家的基础之一，我们人口构成的绝大多数被遗忘了？

　　农民已经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可是我们不能因此忘记他们也是这个国家的主人。

　　希望有关部门在考量国有股减持资金去向的时候能够顾及我们广大农民兄弟的利益，牺牲农民的利益来保障城镇居民利益的政策能够长久吗？符合公平原则吗？

　　如果建立农村居民保障基金尚有困难的话，我们能否从国有股减持的收入里面拿出一部分来作为农村专项扶贫资金、农产品收购补贴、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基金，通过这种形式的转移支付将我们重视农村工作，重视农民兄弟的政策转化为力度更大的行动，这对解决“三农”问题也颇有裨益。

　　如果实际的操作不是这样，我们有理由追问：

　　“剩下的八亿怎么办？”

　　不解决利益分配规则这个问题，我们奢谈国有股减持或者全流通有何意义？而这种情况下的国有股减持或者全流通如何能够顺利进行？这才是全流通方案的痛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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