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湘源：积极的股市政策≠“政策市”

　　黄湘源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屠光绍最近指出：“我们不提倡‘政策市’，但市场的发展又不能离开政策的协调配合和支持。”我们注意到，这是中国证监会高层近年来第一次直面“政策市”问题。尽管这里有意用“积极的股市政策”的提法来回避“政策市”，但至少表明，监管政策的倾向终于越过了“不调控”和“无为而治”的雷池。这毕竟是值得期待的。

　　诚然，“政策市”总是被视为中国股市不成熟的表现，但是，这实际上不过是一种类似“少年老成”式的自惭形秽。即使是成熟市场甚至发达市场，世界各国对证券市场在必要时也没有不进行干预的。9·11事件后，美国政府采取多种手段对股票市场进行了宏观调控，布什总统先后十次就股市发表演讲，树立投资者信心。香港遭遇亚洲金融危机时，也果断动用了1000亿港币稳定市场。据前中国证监会主席周正庆说，对于“进行适当的干预是十分必要的”这一点，他曾和格林斯潘交换过意见，美联储主席亦表示认同。

　　以往的“政策市”之所以备受垢病，一方面如屠副主席所说，是市场缺乏重视内在价值的投资理念。在这方面，大概主要表现为过分依赖政策的“拐杖意识”或者“风向标意识”。但是，他所没有提到的另一方面其实才是更主要的，由于政策定位过于追求扩大低成本融资，忽视了对股民权益的保护，造成了市场的信任危机。

　　“政策市”是把双刃剑。对于一个股权处于人为分裂状态从而不能不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政策功能的股市来说，“政策市”的好坏，并不在于它是否干预市场，而是在于它的一举一动怎样影响市场功能的发挥。凡是有利于健全和恢复股市的市场功能和体现“三个代表”的积极政策，越是积极，越是强势，对股市的促进作用就越大，股市的积极作用也就会发挥得越好。反之，即使是“不调控”，即使是“无为而治”，如果不过是意味着政府没有能力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或者不愿意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也不等于股市的太平无事。中国股民在12年的时间里，向上市公司贡献了12000亿，而光光是近2年里，就损失了8000亿。值得注意的是，这2年正是“不调控”和“无为而治”的政策成为不得越过一步的雷池的2年。显然，没有政策的“政策市”暗中伤人起来，一点也不会比明火执仗的“政策市”逊色多少。

　　中共中央政治局11月24日会议在研究明年经济工作时，对于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提出了“适时适度调整政策的力度和重点”的要求。根据笔者的理解，这也应当是对于积极的股市政策的要求。积极的股市政策意味着运用各种相互协调和配套的政策，以充分发挥上市公司生产资源和证券市场对于市场资源优化配置的应有效率，从而使社会全体公众能够共同分享我国宏观经济以及上市公司高速发展所带来的相应收益。

　　有人认为，积极的股市政策目前最需要解决两大迫切问题，一是上市公司的股权分裂问题；二是证券市场的宏观调控机制问题。我们并不否认，解决股权分置问题是证券市场规范发展的突破点。但是，股权分置对市场影响重大，涉及社会公众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真正考虑全流通问题要站在整个改革和发展的大局通盘考虑，要找到一个能为大多数人接受的方案。在此之前，轻率地推出主张“长痛不如短痛”的解决方案，有可能伤及大多数人的利益，既不利于当前股市的稳定，也不利于资本市场的长远发展。根据“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的原则，根据“适时适度调整政策的力度和重点”的要求，从当前来说，努力使股市走出低迷，才是贯彻三中全会提出的“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的方针的当务之急。这不仅对于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推动经济发展，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有着积极的意义，对于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恢复和提升市场信心，也有着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假如积极的股市政策不过是有意识地回避对于“政策市”的争议，那么，人们当然大可一笑而置之。因为是否需要讳言“政策市”也许已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股市政策的积极而不消极。随着积极的同时也是“适时适度”的、有“力度和重点”的股市政策的确立，也就意味着不再存在“不调控”，同样也不再存在“无为而治”，投资者终于可以对这个股市有所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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