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海琴：如何防止第N个招商银行现象的重演

　　阎海琴

　　招商银行不超过100亿可转债的发行可真是给管理层出了一道难题。批准吧，证券市场肯定会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不批准吧，股份公司的股东大会是该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在合法的前提下(暂且不谈本次招商行发债规模是否合法)，法律上并没有赋予管理层否决股东大会决议的权利。因此，这种状况实际上也就是把国有股能否减持、是否减持、以及怎样减 持这样一个久拖不决的棘手问题逐渐演变成了一场非流通股东与流通股东之间的尖锐的斗争，这是一场表面为利益实则为权力争夺而进行的斗争。同样购买一股股票，花10块钱的人居然没有花1块钱的人的权力和利益大，这显然是设计上出了问题。既然由于历史的原因造成了设计的缺陷，那么就必须改变这种设计方案。目前当务之急要解决的问题有三个层面：一是至少按目前法律改变这种设计方案；二是在暂时改变不了这种方案的情况下调整双方的权力使其接近于公平；三是在上述两种方案都还不能一步到位的情况下，采取一种补救措施。

　　第一层。坚决中止含有三分之二不流通股份的上市公司继续发行股票上市。因为我国的股份公司中最初约定的是有不低于三分之一的股份不参与流通，因此流通股股民才以很高的价格认购他们的股票。如果不是有这样一个约定前提，认购股票的价格也就不会这么高，这样就可以用同样的出资额购买更多的股票，从而占有相对多的股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是由于部分股份的不流通才导致了股票的高议价发行的成功，进而使流通股股东降低了在股份公司中应有股份的比重。权力的不对等正是由此而形成，人们的怨声载道也自此产生。所以，现在当务之急应该做的而且也是能做得到的是在发行新股的过程中最大限度的限制非流通股的出现：至少应该按照《公司法》不低于三分之一的要求的底线去做，不要让它人为的倒三七，即设定三分之二的股份不让流通。这种做法无疑是对全部股东利益、股东权力矛盾的激化。这是必须要立即纠正的而且也是能够做得到的、也是合法的。

　　第二层。将股民的权力划分为两种，一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权力，一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权力。历史造就了这种权力分配的不公，那么就只有面对历史客观的解决这一历史难题。现在可行的办法应该是还原历史的股份份额，使其等量化，消灭理论上的同股同权，将单一的从经济学角度出发的同股同权同价同利的提法赋予社会学的涵义。也就是说，股民的权力应该分两种：一是一般意义上的分红、派息、配股等经济行为上的权力，二是必须具有经营权、控制权、决策权、甚至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的权力。譬如，假定一公司注册资本一个亿，流通股3000万，议价发行时5元钱，那么，按照份额进行折算，流通股东的权利有3000万乘5元得1.5亿的份额；非流通股则拥有7000万乘1元得7000万的份额。全体股东均依据这个份额的大小决定是否参加公司股东会或者被决定能否进入董事会。这种按照份额获得的权力仅限于社会学中的权力，即仅以此作为投资决策、“参政议政”权力的依据，而并不以此作为经济学中的股利分配的尺度，在股利分配时，仍需还原成实际所购得股数。如在前述例证中，投票决策时流通股东具有1.5亿份的权力，非流通股东具有7000万份的权力；但是在分配时，分红派息仍可按照3000万股和7000万股进行。由于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分离，所以，对这种股权份额新赋予的社会性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行。这是一种“以夷治夷”的做法，即对目前谁也管不了的“股权割裂”的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权力的割裂治法。这种方法一方面可以遏制住独大一股对权力的滥用，另一方面也可以形成新的利益均衡机制，没有矛盾机制的产生，权力的滥用就永远不可能受到约束。

　　第三层。科学的提高再次融资的门槛。如果由于主客观原因发行制度难以在近期内改变，如果由于主客观原因股东的社会权力难以象第二种方案所提及的那样顺利实施，那么最后的防线是必须采取一种补救的措施，这种措施就是对二次融资进行严格的限制，即通过科学合理的指标限制一些上市公司权利的滥用，比如：

　　a)拟再融资公司的发展速度至少要和国家对该行业要求的总的发展速度相匹配、；

　　b)它们对投资者的回报至少要高于投资人的心理预期；

　　c)拟二次融资公司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任何违法违规违纪行为；

　　d)它们的前次或前几次的募集资金用途从来没有发生过重大变更；

　　e)前期承诺的各项财务指标必须完成并且必须超额完成；

　　f)经营班子曾经合理科学的使用了前期的募集资金并且可以证明该领导班子又可以继续驾驭使用更多资金的能力；

　　g )与大股东的关系以及与大股东背后的关系必须是清晰的，没有发生过大的债务问题，至少在申请再融资期间没有与大股东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债权债务关系，等等。只有在这些前提下，才能允许老上市公司对二次融资的申请。

　　这三条内容均有法可依、有据可查、有利可图。无论是同时实施，或者是依次实施，只要是尽快实施，都可以推动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现在的问题不是能不能实施的问题，也不是人们认识到还是没有认识到的问题，而是愿意不愿去这样做的问题。

　　招商转债的决定给全国人民上了一堂生动的利益斗争教育课。客观的说，无论是谁，只要是招商银行的管理层，只要法律上没有明显的障碍，只要能为招商银行和大股东带来巨大的利益，在法律与公德的天平上，就一定会“冒天下之大不讳”而触摸在法律的边缘去摘取诱人的钱囊。其实，那些诅咒招商银行管理层的人当他有朝一日大权在握的时候、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在法律没有重大障碍面前、在拥有全体股东中的绝大多数支持者的面前也不会无动于衷不去最大限度的、不失时机的募资圈钱的。在刚性的法律、柔性的道德面前，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谁又会放弃利益而单方面的争当道德的卫道士呢？

　　招商银行是聪明的，中金公司是精明的，愚笨、木讷和呆滞的是我们现行的有关法律和制度，所以，我们也别再抱怨历史了，也不要诅咒有关具体的单位和个人了，也更不要祈求或者幻想独大一股的怜悯了。辱骂和恐吓肯定不是战斗，我们应该做的，是赶紧修改相关法律文本、制度条例，或者想出可以立即生效的办法措施。“临渊慕鱼不如退而结网”，不期冀相关部门在问题没出现之前就提前制定出合理的规章制度，只希望有关部门在矛盾丛生的今天，至少也该在对方频频出招的情况下去接上它一招。民心呼唤法律的健全，同时也呼唤规章制度的快速反应、快速修改。

　　当然，法律是靠不断修订来完善的，规章制度、游戏规则也是在现实中丰富的。足球比赛中的“越位”相信也一定是在无数次的输赢争执当中被迫制定的规则，这种规则形成了现代足球场上的“造越位”、“反越位”的精彩场面，如果没有类似规则的公平建立，也就必然不会有成万上亿的球迷为之经久不息的欢呼雀跃。

　　所以，大家万众一辞诅咒招行又有什么用？一些基金成立的临时联盟抵制招行股东会的决定又有什么用？不是一个层面的“蚍蚨”怎能撼得动大树？即使说万一这次招行由于各种原因改变了方案，那谁又能保证不再出现第二个、第三个、乃至第N个招商银行？即使本次招商银行管理层的恩赐性的承诺可以兑现，这种孤立事件对于未来的第N个招商银行的出现也一定不会有历史性的推动作用和借鉴意义。市场经济是残酷的其秩序也不是靠恩赐和善良来维持的。中国队在世界杯输给巴西队难道抱怨巴西没有手下留情太不给面子了吗？难道祈求巴西队恩赐恩赐下次少进几个球吗？对于屡战屡败的足球，需要中国人自己努力增强体力提高技艺；对于屡屡滥用的大股东的权力，则需要全体投资人献计献策，同时更需要有关部门完善法规制度。无论是一般投资人还是管理层的领导都应该明白这样一个朴素而浅显的道理：即祈求招行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坐怀不乱是一种一相情愿的天真愿望，祈求大股东的怜悯和恩赐和施舍决不是出路，与虎谋皮最终也只是一种幻想。流通不流通不是本质，本质是权力的不对等，所以，制定公平公正的法律文本、维护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权力才是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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