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海琴：股市上应该一切“权力”都归股民

　　阎海琴

　　一般而言，在真正的市场经济中，凭借实力可以控制一家公司，凭借能力可以管理一家公司，这才能使得公司效益最大化、资源最优化。但是，我国目前几乎所有上市的股份公司均是凭借世系的权力来掌管、控制、管理着这些公司，其弊端不言而喻。因此，我们郑重提出：一切权力归股民。

　　我国目前的一些上市公司屡屡干一些合法不合理的事情，其根本原因就是无论从法律法规上讲还是从条例制度方面看，均对大股东的权力缺乏有效约束，对大股东的一些所作所为无能为力或者力不从心，致使一些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在同股同权的这一合法大旗下游刃有余的干着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事情。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在大股东的操纵下屡次通过的配股方案，在具体实施时却很少有大股东真正参与投资配股，由此坑蒙那些不明就理的中小投资者；近期掀起的发可转债风潮更加是对全体股民所赋权力的亵渎，这种做法虽然没有违法但轻点儿说是有失风度，重点儿议则是有违公德。据此，历史要求我们必须对同股同权赋予新的内涵。

　　本文提出来的“权力”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从经济学角度出发的同股同权同价同利的提法，而是更侧重于社会学的角度，针对目前“股权割裂”现象提出来的一种“以夷治夷”的“股权”的综合概念。也就是说，股民的权力应该分两种：一是一般意义上的分红、派息、配股等经济行为上的权力，二是是否具有经营权、控制权、决策权、甚至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的权力。所以，同股同权更应该从这个角度入手研究，即对流通股和非流通股进行社会权力的合理再确认，这个再确认的原则就是将过去单一的经济学的“同股同权”再加赋予其社会学的含义。

　　譬如，甲以每股10元钱购买1000股，得10000份的股权；乙则以每股1元钱购买1000股，得1000份的股权；丙用每股1元钱购买100000股可得100000份的股权。这里所强调的是股权的“份额”以及决定这一份额的价格。(甲购买时所支付的十元钱是以议价认购时的价格来计算的。)假定一公司注册资本一个亿，流通股3000万，议价发行时5元钱，那么，以上述方法按照份额进行折算，流通股东的权利有3000万乘5元得1.5亿的份额；非流通股则拥有7000万乘1元得7000万的份额。股民依据这个份额的大小决定是否参加公司股东会或者被决定能否进入董事会。

　　上述这种按照份额获得的权力仅限于社会学中的权力，即仅以此作为投资决策、“参政议政”权力的依据，而并不以此作为经济学中的股利分配的尺度，在股利分配时，仍需还原成实际所购得股数。如在前述例证中，投票决策时流通股东具有1.5亿份的权力，非流通股东具有7000万份的权力；但是在分配时，分红派息仍可按照3000万股和7000万股进行。由于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分离，所以，对这种股权份额新赋予的社会性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行。

　　上述思路的形成实在是由于相当多的上市公司不顾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反复伤害中小投资者的感情所引起；同时也是在目前法律还不健全和成熟、非流通股还不可能一夜之间全流通、上市节奏只能放缓不能停止的情况下，被迫采取的以夷治夷的办法。因为不论采取什么样的办法解决全流通，首当其冲而且必然要受到损失的一定还是曾经的股民和现行的股民。

　　上述思路从情理上来说是站的住脚的。也许有人会问，外国的股市为什么没有出现如此严重的矛盾从而冒出这种股权社会学和经济学分离的“怪招”呢？因为我国的股份公司中最初约定的是有不低于三分之一的股份不参与流通，因此流通股股民才以很高的价格认购他们的股票。如果不是有这样一个约定前提，认购股票的价格也就不会这么高，那么就可以用同样的出资额购买更多的股票，从而占有相对多的股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是由于部分股份的不流通才导致了股票的高议价发行成功，进而使流通股股东降低了在股份公司中应有的股份。因此，形成上述社会学股份划分的方法于情于理是站的住脚的。

　　上述思路的法律依据就是同股同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章“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发行和转让”的第一节“股份发行”中的第一百三十条规定：“股份的发行，实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必须同股同权，同股同利”。这里首先强调的是公开、公平、公正。前述大股东的一些做法，明显的是在滥用职权，违背了公平公正原则，因此，本文所提思路的出发点就是对这种非公平、非公正做法的一种修正和补充；另外，《公司法》是在“股份发行”的章节中强调必须“同股同权、同股同利”这一内容的，本文的思路也是一再强调基于现状不得已采取这种社会化份额的股权管理办法，而同时也始终强调经济学意义上的同股同利，因此，该思路也是以法律为依据的。退一步讲，任何一部法律的出发点均是以平等、公正为最高原则，因此相对于社会迅速发展而稍显落后的《公司法》必然会以相关的规章制度和条例为补充，而制度和条例的制定则一定是以新情况的出现和新思路的提出为引导，所以，根据我国目前的证券市场必须及时制定相关条例制度的现状，本文提出了股权份额社会化的含义。

　　上述思路除了如前所述的特点外还有一个根本优点在于它形成了对拟上市公司首发行为的约束机制，即：非流通股股东要想限制流通股股东表决时的份额，可以控制的因素只有两条：一是减少发行量，二是降低发行价格，而在这种心理影响的情况下，客观上就限制了其发行规模。事实上，大股东所筹资金越大，他们在未来中能表决的权力就必然会越小，而且，在以后的发行中，大股东的表决权会随着发行规模的扩大而渐次缩小。因此，这种做法在客观上可以杜绝上市公司圈钱越多越好的刚性想法和无法无天的做法，

　　上述思路在现实中具体确认流通股股价的时候主要是根据当时的发行价来还原：新公司直接折算就行；老公司则可通过几年来对配股、增发等行为的还原或还权去找到现行的比价。比如某公司上市八年，非流通股东从未参与过配股及增发，流通股东可按照几次配股、增发的价格以及初始的发行价进行还原累计，这个累计值，就是换算流通股东拥有多少份额的依据。

　　上述思路提出方案的实施必须通过公司的《章程》来约束。这就要求有关部门督促拟上市公司、已上市公司在公司章程中增加相关条款，以约束一股独大、或者失去监督的行为。再说一遍，此种方法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正如公园中将“请勿摘花”的文明描述被迫改写成“摘花必罚”、“摘花可耻”等凶狠语言一样的无奈。

　　上述思路的逻辑思维基于我曾在新浪网财经频道中一些文章的表述。在10月10日新浪财经《心平气和话减持》一文中我曾说过：“我们所做的应该是公正的、客观的保护和尊重国有的和民众个人的财产，唯此，才能真正国泰民安。请不要再将股民引入到永远打不完也打不赢得战争中去了，也不要再将酷爱理论的学者们引入到永远争论不清也争论不明的论战中去了，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换个思路或许会更好些，司马光就是换了一种思路把缸一砸救出了一条人命，所以流传千年，我们也想一种新的思路吧，不要缠来绕去在一些枝节问题上了。”本文认为该思路是引起社会动荡较小、操作相对简便、于法于理于情均可以接受的一种方案，在这个方案的执行过程中，同时再想其他办法解决全流通问题，争取时间上的优势，这样压力就不会太大了，也就真正可以心平气和的话减持了。不过该思路只起抛砖引玉之用，真正要实施还需法律界、经济界、社会学界等各路专家的指正。

　　新浪编者注：本文为作者授权新浪网独家刊登之作品，所有媒体及网站不得转载，除非获得新浪网及作者本人书面授权并注明出处为新浪网。欲转载者请来信[e-mail], 或致电：[phone] 转5173联系。本文观点纯属作者个人意见，与本网站立场无关。非常感谢广大网友对新浪财经频道的支持，欢迎赐稿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