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家究竟有没有原罪？

　　记者李俊发自上海

　　从牟其中诈骗被判刑、刘晓庆逃税至今关在监狱不知下文，到杨斌、周正毅等再涉案，中国民营富豪的落马速度似乎越来越惊人。

　　富豪落马引出原罪

　　接二连三有民营企业家从富豪的金字塔上被拉下来，更引发市场忧虑，各地银行开始收紧对民营企业的贷款、财政税务检查也将民营企业作为重点。

　　更多的文章指责中国民营企业带着“原罪”，存有天生的缺陷、质疑民营豪富者财产来源的合法性，并指随着富豪们先后出事，民营企业家作为一个新崛起的阶层，其诚信更是受到人们普遍的怀疑。

　　民营企业的“原罪论”一时为国内媒体和学者广泛关注，主要是指民营企业在初始阶段利用的均是社会或国家的资源和财富。

　　有学者认为，有的民营企业家的成功确实是抓住了市场机会，但更多的则在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显得很不干?。所以，中国富豪们如此的致富过程，理所当然会引起中国百姓对其原罪的质疑与诟病。学者及媒体的批评几乎将近年出了问题的富豪一网打尽。

　　值得庆幸的是，这样的议论还仅局限于民间，政府并没有改变扶持民企的政策，有关保护私有财产的话题也在讨论之中，有关研究部门也正专题研究出台发展民营企业的政策，而此时仰融与辽宁省持续了一年之久的关于华晨汽车产权的争斗再次引起媒体的高度关注。

　　华晨个案再被关注

　　仰融1991年开始创建华晨集团的汽车王国，至去年5月因产权争议而被迫出走美国，辽宁省政府派出好几十人整整查了一年，除了指控仰融经济犯罪外，至今拿不出真凭实据。仰融出走后一直通过法律的方式誓要讨回公道，在北京市最高法院受理诉讼又被拒后，仰融委托律师又将官司打到百慕大。

　　而海内外的媒体一直没有放弃对仰融事件的关注，进入搜索网站Google，有关仰融的新闻稿多达2。67万多条，大大高于近日国内外媒体关注热点的杨斌及周正毅。仰融事件有示范较应，一批与仰融有类似带红帽子经历的民营企业静观其变。

　　记者越洋通过电话采访时，仰融一再强调，相信中国领导人是有智能、讲真理的，相信华晨产权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对于辽宁省政府底价收购华晨中国资产一事仰融表示，去年3月11日财政部发出5号函明确规定，将华晨集团中属于国有的部分划归辽宁省政府，而辽宁至今也没按财政部的五号函执行，关键是没有证据显示原来金融教育基金会持有的华晨中国的股权是国有的，如果是国有的，为甚么不划拨呢？为甚么要以低于市价90%的价格收购？这明显是非正常、非市场行为。如果确是基金会的资产，为何以如此低的价格贱卖呢？

　　对于即将于7月22日在百慕大法院开庭的关于华晨产权诉讼，仰融告诉记者，有朋友向他建议不要起诉了，他表示完全可以，只要能给个公道就行，打官司其实也是为了讨个公道。

　　仰融表示，关注到国内不少民营企业家违法而落马，他认为但不能以个案而影响整个国家的决策，影响民营经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

　　仰融认为，有些对民营企业家的“原罪”论述值得商榷。仰融举出了借子弹打兔子的故事，别人给了你子弹，你用自己的枪去打了野兔，结果提供子弹的人却说，野兔应该归他，这合理吗?

　　西方的理论是认为子弹不是动态的，要放到枪中，还要能打中，你有好枪、你有好眼力，才能打到了兔子，万一你开枪打了人，提供子弹的人一定不会承担责任。

　　仰融认为，其实民营企业的产权界定也很容易，当初虽然没有约定，但你还了子弹，另外再给条兔腿也就解决了嘛，合法经营的民营企业家不仅解决了劳动力，也为国家上交税收，仰融相信，大部分民营企业家是爱国的，但要给他们环境，不要有偏见，要尽快立法有章可循。

　　原始积累应分别对待

　　从历史看，中国的民营企业是从计划经济的襁褓中发育，先天不足也是不争的事实，但时至今日，中国的民营企业大致已分化为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经过洗白，民营产权合法化了。类似联想集团，由国家投资或运用了国有资源起家壮大，遇到了比较开明的主管领导，双方协议处理方式，或给管理层一定的股权，或管理层出资赎买，确定了民营的地位取得只赢的结果。

　　去年底，借着十六大保护私企的政策，浙江湖州市就出现了个体工商户忙摘“帽”的景象，一批原本挂着街道居委会、戴着“红帽子”的个体工商户纷纷还原本色。

　　乡镇企业曾经是江苏省的支拄，80年代中后期乃至90年代初期，乡镇企业的盈利每年增长六成，1996年以后就遇到了瓶颈，政府和企业之间的灰色地带，产权不清。

　　正是因为这一原因，盈利了皆大欢喜?亏损了政府承担巨大损失。后者问题是企业无法进入资本市场，因为没有人愿意借钱给不知道属于谁的企业。

　　不过，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已在苏南发生，截至2001年底，苏南8。5万家乡镇企业中的93%已经从当地政府所有改变为完全的私有企业或者控股公司。

　　目前来讲，民营企业染白主要靠有个好“婆婆”，然而这还是缺少制度保障，是人治不是法制。

　　第二种情况是仍然灰色的，民营产权有争议。类似仰融的华晨中国，由民营企业家投资合法经营，却因种种原因要带上国有的帽子，享受了国有资源，也留下了祸根。企业越做越大，头顶的“帽子”带了多年一直摘不下来，就因为那顶帽子的所有者不太讲理，如华晨汽车，有关方面在无法证明是国有资产的前提下，就以低价“巧取”改变其民营的性质。

　　由于历史的原因，更因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制度发育不全，原本不难解释的是非变的复杂了。曾在福布斯中国富豪排名第一的刘永好，也曾经遭遇困境。1989年时，旗下的“希望”企业自行开发生产的“希望牌”一号乳猪全价颗粒饲料面世，质量可与泰国“正大”饲料相媲美，希望饲料一举成名。

　　也就在此时，有关部门找到刘家兄弟，说他们的经营违背了国家的有关法律，雇用的工人数量超过100，属于剥削性质，按规定要停产.刘永好为保下企业，要求将企业捐赠给国家，最后，要在有关领导斡旋下才得以解决。

　　第三种情况是完全黑色的，虽然产权并无争议却在经营过程中违法乱纪。类似周正毅、杨斌之类，利用政策的空隙，或勾结官员违法，不脚踏实地做实业，一夜暴富。但这类企业也是冰冻三?非一日之寒，做大之后，或多或少都涉及官商勾结。这属民营企业中的败类，其劣行无论何时，不管甚么体制下都是不允许的。香港警方与内地有关部门同时出击，反映的是市场共识，而不是什么“原罪”问题。

　　原罪是否成为罪

　　所谓“原罪”，实际上是改革初期在法律相对滞后的情况下，大量的戴“红帽子”民营企业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政策下，依靠个人努力和多方面的政策扶持成功过了河并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那些掉进河里淹死的人是不会有人过问的，现在的问题是对于这些成功过了河的人应该如何看待，如何看待他们的原始积累，如何看待他们的成功。他们早期借助社会转型的发展，其实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民营企业家的“原罪”不应该是罪，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犯罪的主观意图。

　　即使因为带了“红帽子”，利用了国有资源而被视为有“罪”，也在他们实际的贡献中，通过交纳税金、解决就业等行为赎罪了，按照仰融的观点，是“还了子弹，还带上了兔腿”；即便有罪，也非民营企业家的罪。有专家认为，如果要用现在的法律追溯的话，就等于是重新分配富豪的财产，停止已经实行了的市场经济，其结果极容易引起资本的快速外逃，导致国内资本失血。更为严重的可能会引起社会的动荡甚至是发展的倒退。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系教授郎咸平指出，民营企业会因为恐惧、缺乏安全感而转移资产，在开放的市场这种转移很容易完成，依郎咸平粗略的估计，转移的资产可高达3万亿人民币。给民营企业家一个宽松、安全的环境，并形成制度化，别纠缠于旧体制造成的恩怨，相信民营企业家会以对社会加倍的回馈来赎强加于他们的“原罪”。

　　新浪编者注：本文为作者授权新浪网独家 刊登之作品，所有媒体及网站不得转载，除非获得新浪网及作者本人书面 授权并注明出处为新浪网。欲转载者请来信[e-mail], 或致电：[phone] 转5231 5173联系。本文观点纯属作者个人意见， 与本网站立场无关。非常感谢广大网友对新浪财经频道的支持，欢迎赐稿与合作(来稿一经采用，我们将通过电子邮件或电话形式通知作者，稿费视稿件质量及网友反映评级。并附赠16开全彩色《新青年*财富》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