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运成博士文章：美国经济政策显现四大变化

　　张运成

　　伊战胜利后，美国政府开始集中精力推动经济复苏，美联储、财政部和商务部相继推出一些新举措，政策酝酿重大调整。

　　一、货币政策重心由防“通胀”转为防“通缩”

　　从1979年沃克尔出掌联储局并以打败通货膨胀为己任算起，美国努力遏制通货膨胀长达25年，终使通胀转向温和。5月7日，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在作出不降息的决定之后，指出通胀率大幅下跌威胁美经济增长，这是美联储自二次大战以来，首次对核心通胀率跌幅过大表示关注，这实际是对美面临的通货紧缩压力表达了疑虑，之所以不用“通缩”字眼，只因担心“通缩”一词容易令人联想起日本经济受物价下跌摧残的情况。会议透露仍存降息空间，显示美联储已将工作重点由防“通胀”转为防“通缩”。

　　美国自恃拥有防范通缩的“绝招”。今年年初，新任美联储理事的贝南克吐露美正面临类似日本通缩的难言之隐，并公开指出联储局有印刷机即暗示可随心所欲地印刷钞票，因而美国有能力对付通缩。此言一出，举世哗然，但已可看出美货币政策决策当局放弃抑制通胀政策的玄机。市场人士分析，美国可能暗中考虑设定通胀目标以防范通缩的问题。格林斯潘日前表示美联储不希望“通胀率明显下降”，显露已有轻度刺激“通胀”回升的迹象。目前，日本正酝酿设定“通胀”目标解决通缩问题；欧洲央行也首次对通缩表示忧虑，在作出不降息的决定后，总裁杜伊森伯格5月8日表示，欧洲央行的首要工作是要维持通胀率于2%的水平波动，而不是一向以来市场所理解的，要致力遏制通胀率低于2%的目标。分析认为，美联储可能会暗中考虑与日、欧联手设定通胀目标以防范通缩。

　　二、华府被迫接受弱势美元的现实

　　在5月上旬全球降息风潮中，美联储警告美经济仍然存在风险，并预期美元将持续受到压力，从而引发全球三大货币美元、欧元和日元之间激烈“过招”，国际汇市剧烈波动，美元跌势最凶。9日，欧元兑美元最高价曾到1:1.1536美元，美元跌至4年来新低。

　　首先，美元弱势短期内不会改变。实际上在过去15个月里，美汇指数已经回落17%，兑欧元则回落25%，仅在过去1个月里，美元兑欧元已经下跌8%。上一次美元弱势从上世纪70年代初持续至1985年才结束，业界人士因而认为，此次始于2001年7月的美元转弱不会是一个短暂现象，在可见的时期内美元弱势几成定局。

　　其次，美元政策正从模棱两可转为清晰。美财长斯诺首次暗示现阶段有可能放松强势美元政策。12日，斯诺打破美国一贯的强势美元政策传统，暗示美元走低有利于美国的出口。斯诺首先在福克斯新闻频道中形式化地表示支持强势美元政策。但当斯诺紧接着在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第二次露面之时，却发表了不同的评论。他说，“美元走低有利于出口”，有利目前经济复苏。分析家认为，斯诺就美元所发表的不同角度的评论当中，此次所言听起来更加诚实。

　　其次，美主要机构鼓吹美元贬值。摩根士丹利认为，从美国经济表现来看，美元过于高估，正处于结构调整期，目前已经完成60%的调整，但仍未见底，尚有40%的合理走弱空间。华府智库“国际经济研究所”关于美元价格的最新研究报告指出，美元价格的下跌是一个正面的现象，而且美元必须大幅度贬值才能有效地减轻高达5千亿美元的经常帐目赤字。报告预计，美元今年仍有10%的下跌空间。

　　三、对外贸易的战略重点正式转向双边自贸协定领域

　　去年8月布什签署了白宫期盼已久的“贸易促进授权法案”(TPA)，该法案恢复了1994年以来中断的美国总统同外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权力，构成美国全球经济战略部署的重要一环，现已进入实施阶段。以TPA为工具，美日益加快构建双边自由贸易关系。5月6日，美与新加坡正式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9日，布什倡议在未来10年内建立美国与中东双边自由贸易区，同时表示，美还要将双边自贸协定的范围将扩大到东南亚和非洲的一些国家。目前，争取与美正进行自贸谈判的国家越来越多。舆论认为，美此时在双边贸易协定的热情已经降低了世贸组织新一轮多哈贸易谈判的重要性。

　　四、对外经济政策更加咄咄逼人

　　首先，贸易政策与其全球外交和安全目标联系趋于强化。美贸易代表佐里克5月8日表示，“美国政府正在研究如何利用贸易和经济途径来跟进军事行动上的成功”，美贸易战略必须加强推动民主并促进地区稳定，进一步服务于国家反恐大局，突显贸易作为美促进其价值观念的政治功用和箝制态势正在进一步加强。

　　其次，“非友即敌”的政治取向已经反映到经济领域。美对新加坡一开始就将自己命名为“倒萨同盟”中的一员十分满意，作为回报，爽快地与其签订自贸协定。同样澳大利亚最近也被列为美首要贸易谈判对象；相反对于倚重贸易的新西兰而言，由于反对伊拉克战争，不仅得不到期待已久的与美进行双边贸易谈判，而且可能会受到美经济报复。

　　最后，美国对外经济目标旨在“一举多得”。目前，美不仅试图垄断战后伊拉克重建的经贸协定，而且可能会大力推动对有关全球发展的机构包括联合国属下机构进行变革，使它们直接追随美国的外交政策。明显的例子是伊战后，美表示将会扩大对外经济援助，但却要把用于安全的资金和用于发展的基金混在一起，以便对外国政府施加更多直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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