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篇)

　　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合理改善以往户籍制度和取消城乡居民等级差别，进行户籍统一登记管理，是在没有实现中国护照之前使一张身份证走遍全国不再是所有人的梦想。只有梦想成真，才会实现近期报道的1.6万外地人口落户京郊，户籍政策改变引进资源59亿的局面逐渐扩大。通过改革户籍制度转化增加国民经济收入，关于该点深圳城市20年的不断发展 为其他城市作出了典范。

　　只要在80年左右去过深圳的人都知道，走下火车深一脚、浅一脚迈出满地泥塘、破烂不堪的小车站后，看不到几栋象样的楼房，更无从谈起高楼大厦，记得在现在的人民路与滨河路相交把角处那栋卖水产的小二层楼就算当年最高建筑，整个城镇还是原来那个在地图上并不起眼儿的小渔村。夜晚十分不要说张灯结彩的霓虹灯，就连路灯都没几盏，哪儿还分得清谁是渔民，谁是居民。深圳过去作为宝安县的一个镇，如今，20多年的深圳变化已经把过去周边地区的乡、镇、村、所改造成连接一体的大都市，宝安却成了深圳的一个区。在这繁华、现代的都市里拥挤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工人、农民、科技人员和国家干部，大家都把自己当作“移民”，到开发区进行第二次创业。尽管这个城市发展途中遇到过很多社会不良现象，但不断完善和不断改革的制度使深圳市的国民经济总产值一直处于全国前列，在创建深圳名牌战略转移转轨时期，近几年始终成为上缴国税的第四大城市。深圳市人为什么发展这样快？除了早期10年政府给予的优惠政策(后10年优惠政策同很多开放城市实行的政策基本相同)，还在于实现了自身真正体制上的改革与户籍制度上的开放。也由于城市居民与乡镇居民户籍制度上造成的等级不象内地那样鲜明，才会使这个较为现代化的城市的人们走上共同富裕的路。

　　据深圳统计局去年对深圳市居民家庭作过一次经济收入与消费调查分析，发现深圳高收入与低收入人群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保持同步增长，而且低收入人群的可支配收入增长还大于高收入人群。深圳城市化建设与发展已经缩短了城乡差距，这种城市文化上的进步算不算是放宽户籍制度，发展中、小城镇，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先例？

　　改革户籍制度，加快发展城乡现代化进程有成也有败

　　事实上国务院98年7月就正式批转了公安部关于解决当前户口管理工作几个突出问题的意见，由于当初政策上的松动，广东、石家庄等地先后打破城乡从前铁板一块的局面，北京政府也随之行动起来，但起初收效不大，是因为当初制定的有关政策不太合理。

　　就象我们经常看到或听到对外来人口的管理：当城市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持有的“三证”就是有效的，而且会合理的留在城市继续工作。当城市建设某一阶段不需要他们的时候，就会成为“暂住人口”打发回家。即使有些农民多年居住城市，并在城里“安家立业”，但仍不能成为合法的城市居民，因为户籍制度不允许。从个人利益选择权上受制政策管理，从国家经济利益上也没真正成为社会第二或第三产业中的正式人员，在扩大城市化建设中只能编入到“流动人口”当中。

　　想想当初全国城市学习大连经验，为加快建设现代化城市的概念也许并不只限于拆除违章建筑，扩宽马路、危房改造和清理流动人口上。似乎这种定论在八十年代就想放宽的户籍制度，却仍然没能在挂在墙上早已规划好的那张扩大城市建设的设计蓝图上显现，也没有实现试图把那些小城市变为大城市进入现代化城市发展的一种梦想。也使一些表面不切实际的政策疏忽了改变“流动人口”对社会稳定产生的不利影响，大部分暂住人口照旧‘半城半农”穿梭在农村与城市之间。因为制度没有落到实处。比如象当初制度中规定的在城市里有“五年以上稳定工作”就不现实，清理暂住流动人口的政策年年在抓，怎么稳定，就拿一般单位招工条件也要城市户口，想稳定却没有“稳定”制度，不容易实现。或者“要有产权住房的”，过去城里买房子不是谁想买就能买，就象外地人到京买汽车、购手机一样，没有本市常住户口即使有钱也买不上。北京曾经还公布一项“连续三年纳税100万的企业家，可以申请北京市城市户口”，象这样的企业家还需要解决城市户口吗？实际这种企业家根本就没把户籍当作一回事。所以也就出现当初制度改革后只有一个人申请的尴尬局面。不是老百姓不捧场，只是制度上的“严肃性”让人生畏。要想从农村人变成城市人，再从城市人变成现代人，没有可以实现的实效政策，要想解决中国三产发展不足和农民收入问题，只有再等等，而不是“悄悄的办”。

　　如今，这次北京户籍制度再次改革，在本市14个卫星城和33个中心镇实行规范性规划管理，持有本市农村户口的均可根据本人意愿办理城镇常住户口，对经批准在小城镇落户的人员，根据本人意愿可保留其承包土地经营权，也允许依法转让。实际上在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制度改进上，转为城镇户口的居民和原城镇居民享有同等权利。但愿这次改革的力度能够使原来铁板一块的户籍制度带来新的人流转户上的松动。

　　尽快解决户籍制度，也是扩大内需，增加国民经济收入新举措

　　改革现行户籍制度、增加大量农民进城、提高城市文化水平、带来第三产业增长、改善低收入群体消费，以至达到扩大内需，解决通货紧缩现状，似乎描绘的一系列国民经济发展的美好蓝图就要实现了。或许有很多人笑我是小儿科，也许是吧！因为想到这样简单运转逻辑的同时，还会有人在问，我们这些城市里还没有工作的下岗职工怎么解决，难道把农民请进城里，让城市人喝西北风？

　　根据社科院经济文化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我国农村进城经商务工的人数85年首次突破1000万人，95年达到4000万人(查阅《调查研究通讯》)，年均增长14.87%。从实际情况看，近年来农民进城务工的速度并没有明显减缓。如果95年后该指数降低为10%，到2000年应该在6500万人，城市中这些第二、第三产业的就业者如果能够顺利、毫无障碍的成为城市居民，按每人平均携带一到两个人口(家庭)，2000年转户的城市人口就可增加约1.6亿人。5000万户按96年调查数据的显示，将使中国城镇人口达到6.2亿，城市化程度达到48.86%，基本达到49.1%的国际参照系标准水平。

　　不是说要把农民“请”进城，而是他们本来就应该在城里，只是通过户籍制度改革使这部分农民得到城市居民的待遇，进城成为合法化。这样才能使我国城市产业化结构接近世界国际参照系标准，而一些内在因素和制度不能得到很好改善，在某种意义上却是阻碍了城市现代化进程。

　　如果实现户籍制度松动，根据上述数据应有1.6亿农民进城成为合法城市居民，这种实现并没起到强制而是顺水推舟的作用。同样如果当大城市周边挺立起多个或几十个自然环境幽雅，交通、通讯、能源等良好供给的卫星城时，是否城里人也会自觉的、悄悄的打开城市与城镇之间的隔阂与差距，尤其作为北京人恐怕近几年感受最深的是：怀柔、密云、延庆等远郊区给他们每个周末带来那种留恋望返的感觉，否则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城里人到郊区买房、种地。就象最近流传的“短消息”中形容的“我们下山进城了，你们却要上山到农村；我们开始吃肉了，你们却要吃青菜；我们可以睡在床上了，你们却要睡在地上……。无论农民是否应该早点进城，但这一连串的比喻，表明我们已经主动走出去了，并帮助投资建设和缩短小城镇到大城市的距离作出肯定的答复。

　　因此笔者认为：户籍制度在已经进入市场经济化发展时期，也是同国际接轨初期，改革居民身份证到实行中国护照新阶段时，该解决的问题应该尽早解决，是否还按以往的方式“悄悄的改”，毕竟户籍制度不改革在某种意义上将防碍社会整体体制上的改革，并直接影响城市居民与城乡居民的团结与经济收入，同时，加入WTO与国际接轨也为户籍制度松动带来新的契机。户籍制度上的改革不但能使大部分城乡居民的生活收入增长，也能使国民经济总收入增长。关于该点我曾在前期几篇文章中多次阐述，占70%到80%的中、低消费群体是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力量，民富才能国强。

　　所以当看到户籍制度改革这条消息时，笔者认为这是国家进入WTO后改革体制上的新举措，也是与国际经济接轨又迈出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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