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所谓诚信，也要有一个大原则，有一个大的制约，那就是对敌与对友，政策与策略，本身也是内外有别，是很不一样的

　　特约撰稿 缥缈

　　经过长假的休整，身心得到了部分放松，但是大盘却相当紧张，市场连走4条阴线，吃 掉新股的指数虚增还不算，周未未见企稳。

　　不过，相对于更悲观的看法，本周遭遇的打压，应该说还是相当温和的。

　　大家一定还记得1月份的场景吧。我历来认为，小资金进场，是花旦，云锣“三击”，是“抬、抬、抬”，而大钱进场，一定是“唢呐与大鼓、大吹、大擂”，那才热闹。如今这个股市，先别管日后如何，热闹可是热闹！

　　但面对如此羸弱的市场，谁有入市信心？基金有吗？机构有吗？没有！但大盘这种加速下跌，比我们预计的还是要早一些，这主要是因为开盘就有一个预跌，泻了势头，不然，走势很可能更加凶狠一些。

　　本周开盘开在交节，是寒露。大盘开得就比较怪异。沪市先以1577点跳空低开后，随即下探，向“6.24”上升缺口进行回补，最终大盘以1562点收盘，完全回补了该缺口。开放式基金至此已经全部跌破面值。所以后期就是攻击6月21日的那根阳线的实体，由于联通的作用，已经无须有量，震荡向下是顺水推舟。

　　细观本周前市，大盘短期内积弱难返的趋势，几乎已成定局。

　　技术面上，弱势早已显现，5日、10日均线已成为压制大盘上行的重要压力线，其他中长期均线也缓步向下，均线系统的空头排列对股指形成重重压力。

　　其次是一些庄股大幅领跌市场，加剧了市场恐慌气氛。

　　再次全球股市均处于近几年最黑暗之日，西欧三大，有两大目前只有2千多，中国股市很难独善其身。

　　这些都是节前说过多少次的了。

　　本周最不好的现象，是出现领跌大盘的主力板块，个别板块表现好坏不一。个股杀跌、十分凶狠。石油板块略强，但也溃不成军，在上半周一度有些表现，但持续时间、空间、力度、均不够。

　　另外，节前不错的深本地股已成强弩之末，走势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整体接盘稀少，本周更是联袂向下，已经无法逞强，观望为好。

　　此外，近期上市高价新股如科大创新、泰豪科技、新华医疗、华冠科技等，本周的调整幅度极其巨大，这些个股股价均在15元以上。长此以往，难以发挥作用，国电电力、华能国际、内蒙华电、漳泽电力等电力板块跌势凶猛，成为今年行情的惨败之庄家。

　　另外，本周的盘面，一些股票，很少的量就能折腾，如中商股份(000882)，仅1200股(12手)居然就封在跌停，而某股票更是以100股(1手)卖单，就已经涨停板。

　　这就有一个疑问，这种无人交易、无人护盘的股票，目前咱们交易的这市场，人气为什么竟然如此清淡呢？

　　所以本周股市论语，我们谈一谈《公冶长》章“善与人交，久而敬之”。这是孔夫子评论晏婴的一句话。

　　在历史上，晏婴与孔子同时代，一在齐，一在鲁。在国家，齐大而鲁小，在学术，鲁强而齐弱。晏婴一生跟过齐灵公、庄公、景公，司马迁说他是“以节俭力行，权重于齐”，因为他力主“节俭”、“强兵”，所以历代都把他作为墨家，他的著作《晏子春秋》，被列为《墨子》的祖述，不过，《晏子》一书，可能与《墨子》是同时代的书。

　　司马迁说：孔子、墨子、晏子是同时代的人，目前，没有特别的证据证明墨子比晏子更早，但是，晏子与孔子同时，则是确定无疑的。墨家的学说及门人，奉行的是一种苦行的生活，他们才是中国历史上的最伟大的一群人物，不过相对比起儒家的门人来，墨家后来是没落了，这种没落，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没落之一。

　　《论语》之中，有许多学者的故事，而以这三家，最为详细。相对而言，晏子的入世，比儒学要深；墨子的救世，比起儒家来，也坚定一些。比起“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墨家来，晏婴距离墨家，比儒家更近一些。

　　其间的不同，在于晏子长于与人交往，善于周旋于大国之间，使得齐国始终不坠大国的风范，这在当时，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孔夫子非常敬重他，说他“善与人交，久而敬之。”

　　其中，三家还有着一个非常重大的分歧，这个分歧就是在当代的学术界，也非常敏感的“殉”的问题，三家的主张，各有分寸的深浅与不同。

　　其实说穿了，“殉”，就是陪葬。在中国古代，起码是春秋时期，那些“仁义”、“道德”、“礼义”、“文化”之类，均不能离开“殉”来单独地讨论。当然，这是非常野蛮、非常残忍的一个民族习俗，我们不为古人讳言，否则，就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无法理解所谓“百家争鸣”，争来争去，所争到底是些什么东西了。

　　墨子说：“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墨子、节葬》)”对于春秋后期“殉”的种种，据记载，当时还有志愿者与非志愿者之分，有同穴与不同穴之分。其中，奴隶的“杀殉”，非志愿者居多；亲?者的“生殉”，志愿者居多。

　　但是晏婴反对生殉与杀殉。襄公二十五年夏，齐国的崔杼把齐庄公杀死了。齐庄公的大臣中，有贾举等数十人殉死。但是晏婴却从容悼唁，并不殉死，晏婴说：君王不是我一个人的君王，所以我不为他殉死！对于弑君的崔杼，晏婴不反抗、不合作、不逃走。而且，不但不殉、不走，还说了一段大道理。

　　晏婴说：“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者为社稷则死之，以社稷亡而亡之。若为已死而为已亡，非其私?，谁敢任之？(《晏子春秋》)”

　　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君王不欺百姓，且君王为百姓而死，我为君王‘殉’。君王坑害百姓，且为自己的私欲而死，我又不是他的私人工具，我决不为这样的君王‘殉’，并且也不为他复仇。”

　　相比而言，墨家太轻贱人的生命；儒家又太宥于礼教与规制，晏子的主张恰好在中性，有一定的道理。所以连孔夫子也多次称赞晏子对于“殉”的主张。但是孔夫子不赞成晏子所发明的以“俑”代替“殉”的作法，孔夫子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此题另议。

　　以晏婴的观点，就是凡事要具体分析：“君正则臣正，君以公则臣不敢以私干之(《晏子》)”。

　　事实上，一个大的原则，就以我们今天的改革大业，其实也离不开这个原则，也要具体地分析。如果这种改革是为了百姓，我们就为之尽力，甚至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如果改革是为了某些人的私利、私欲，我们也决不作利益集团与私人私欲的政治工具。

　　所以，对于目前中国证券市场的种种问题，不善之处，也可以这样把握。所以，我认为，以墨子之殉，是一种诚信；而以晏子的不殉，同样也是诚信。

　　不久之前，著名学者钟伟曾经指出：“中国诚信的丧失根源在于缺乏宪政体制，所谓制度，是指人的相互交往行为规则，这种规则能够增进人的行为的可预见性和克服机会主义。”

　　钟伟认为，“中国历来就缺乏宪政规则，国外经济学家，承认孔子是强调制度的，但没有得到行政者的尊重，北宋和南宋时期的中国是极其富裕的，但产权仍然得不到尊重，行政和立法、执法权力混淆不清。”

　　钟伟甚至举例证，“到1840年，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但结果又如何？其实一个国家穷富不是最要紧的，但有没有宪政是最要紧的。机会主义的情绪，就是对法不责众的侥幸心态，就体现在不诚信。因此要讲究诚信，缺少了宪政的前提，缺少了政府自身行为的制度化，是不可行的。”

　　应该承认，钟伟的观点是相当正确的。但是没有关注到中国封建制度中有一种西方没有的极为不人道的东西，比如以人之“殉”。所以我感觉，不能就此简单地认为中国没有制度的传统，我们的制度，其实也很久远，也很精深。

　　所以，以我个人的认识，所谓诚信，也要有一个大原则，有一个大的制约，那就是对敌与对友，政策与策略，本身也是内外有别，是很不一样的。诚信当然也有自己的原则。说到最原始的观点，诚信再重要，也没有生命重要，更没有“殉”重要。这一点，甚至可以追溯到以甲骨记述的中国历史。

　　所以，我们认为，诚信观念，不论是中国传统的、还是近代商业性的，诚信是一个概念，孟子说：“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诚信这个东西，也要看是谁在提倡诚信，是为了什么目标而提倡诚信。否则，也属于晏子的那句名言：“故君者为社稷则死之，以社稷亡而亡之。若为已死而为已亡，非其私?，谁敢任之？”

　　我倒是认为，现在市场之所以这样交投冷淡，正好说明市场不是没有“诚信”，而是有太多的“诚信”。

　　回顾历史，自1949年到1978年，中国曾经花费了30年时间建立起“计划经济”的国家体制。从1978年底算起，对这个体制的改革已进行了25年。至今为止，尽管天翻地覆的变化已经发生，但就建立规范有序的市场经济这一最终目标而言，改革仍然处在无法逾越关隘。

　　在今年最后一个季度，无论政策如何变迁，形势如何演绎，我们面临的问题可能是永远的不变的主题：改革，这种改革，绝不仅是为了这一代人。

　　回顾多年以来的改革路径，我们可以发现，目前所涉及的已经不仅仅是计划经济体制之中所形成的那些东西。当时，前苏、华约国家同样存在的转轨问题和体制问题。

　　中国的改革一直没有树立一个清晰的对象，百年、甚至千年里形成的东西，民主、宪政、法治、自由意识的稀缺、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不顺畅，这是中国所独有的难题。

　　在跨世纪的本届政府的策略之中，转轨问题始终与发展问题交织在一起，使得改革的路径选择，异常艰难。

　　作为亲历者，我们在现阶段所能做的，无非是见证这个过程，并且寻求对策，为了国家与民族的强盛与繁荣、要想方设法地尽可能缩短这个过程，为使新一届政府能够吸取教训，更加理性、更加科学，企业家和消费者、投资者的头脑更加清楚、思想更加开放，要做的事情很多。

　　有人认为，这些工作本身并不可怕，而且，中国的未来会出现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机会”，可能是一个“赚钱”相对于现在更容易的过程。

　　但也有人感觉，是“赚钱”将更加的不易。最重要的，其实是有些非常重要的事情，譬如规则的清晰，譬如中国是否能够建成一个完整规范的市场经济，或者倒退的发生，恐怕需要一到两年的观察，慎重是需要且是非常必要的。不必过早下结论。

　　但是有一点应该是无争议的，那就是政治体制的改革，是没有退路的。

　　做目前可以做的，不能犹豫，有大量的事情、恐怕我们尽最大的力量、做到最好，也还得30年甚至50年，我们这代人很有可能是看不到那一天的，但这并不能完全排除这一代人的奋斗的成果。因为正如部分学者的总结，“改革不是为了一代人，而是与整个民族的利益相关。”

　　可以这样说，对于目前，由于从政策上已经形成了从既定的原则框架，我们基本上是回到了“十五纲要”的坐标原点上，回过头来，还是要面对从最基本的产权制度到文化道德观等一整套体系，从沿海、特别是广信事件以来所面对的基本技术处理的过程。

　　在另一方面，应该说，本届政府付出的资源代价相当“巨大”，有些政策的实行是由于不太了解下面的情况，而有些属于不够“策略”。

　　中国的国情是非常复杂的，中国的社会，并不如表面那么驯服，仍然是一锅“坚硬的稀粥”。

　　目前有些学者认为，改革是为了实现从市场化、中国入市面临国际化的“赶超”。当前的市场经济，已经改变了人们对政府行为的预期，以往由政府出面，用政府主导的形式，将有限的资源、甚至人的智力资源也都集中起来，在今后的改革之中，可能是不现实的。

　　他们依旧是主张市场对于个人的激励原则。当民众没有创造财富的积极性、社会财政状况也因为缺乏适当的竞争而无法提拔的时候，需要政府由上而下推动的改革，不能沦为一种空谈。事实上，本届政府有相当多的工作可能还不够，在改革之中过度耗费了部分资源，社会向开放化社会转型，进而转型带来了更多的开放化的障碍。

　　回顾最近五年所走过的路，可以说，改革的方向也一直在探索之中。初期我们的想法只是在控制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发展经济、改革制度，搞活企业，但是，由于对于“通缩”的应对十分不理想，较多的市场条件制约，使经济出现了明显的滞涨。

　　所有制问题、产权问题，基本就没有时间提出，“国有股减持”，无功而返。当然，还有一些比这更为可惜的机会也失去了。回过头看，旧有经济体制的问题，使得即便最激进的政策派与改革派，在近些年中，也无法把“改革”方向与节奏看得很清楚、把握得较准确。

　　所以，今后我们面对的，将是更为开明、更为平衡、相对也是温和、并且较长效的经济政策。　直到现在，我们在未来是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市场经济，认识仍未统一，因为传统观念仍然束缚着人们的手脚。

　　资源配置还在通过政府的优惠政策向某些企业倾斜，产权改革在很多地方还是步履维艰，明明企业再不卖掉就一钱不值了，但由于一些人坚持，大家不敢轻举妄动。

　　对企业界与上市公司而言，如果旧观念仍居主导地位，个人财产的合法性就仍然成问题，对个人产权的保护就仍然成问题。在这种预期下，人们的行为就会扭曲、就容易短期化、就会考虑用金钱换取权力来保证安全。

　　1997年“十五大”前后开始的思想解放，直至今年的进程，市场经济要发展，就需要把信用建立起来。而且，这次思想理论的展开可能需要下更大的力气、否则市场就会明显退潮，而不是上涨。

　　自1997年以来，民营经济的发展环境改善了不少，宪法也作了一些修改，但是思想和观念仍然在讨论与探索之中，还远远谈不上完结，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了市场的稳定与发展。

　　企业现在相当低调，银根偏紧。改革政策也有“信用的缺失”，市场已经自己给自己套上“诚信的绞索”。

　　好在自改革以来，每隔几年，就会松一松，市场随之得以喘息。这些年中的许多东西，我们觉得是创新、是理论上的飞跃，现在回顾的时候，看来根本是相当幼稚的、有些甚至就是最基本的东西。

　　中国一直在探索。不是探索怎么走，而是往哪儿走。方向不明确，仍然是今后的一大问题、或者说一大特点。摸着石头过河，尽管在近期被某些人诘难，但这不值得一驳。

　　首先，方向不明确总比搞出一个错误的方向好；代价也不一样，其次，这么多年的摸索，死胡同一个一个地走完后，南墙一堵一堵地撞遍后，改革方向正在逐步逐步地明确起来，比如产权改革、比如发展民营经济。市场经济的原则应当是一致的，不可能人为创造出另外一套东西。

　　我们应该都是相信经济规律的，只要经济规律起作用，中国就会朝着正确的方向走。

　　没有谁能够决定历史的前进方向，这一过程是自动的生成的过程。今后，应该还是“下面推着上面走”、“实践推着政策走”、“政策推着市场走”。

　　只要大家真心地希望国富民强，中国就会按经济发展的规律，虽然时间可能会比较长、成本可能比较高，但不会发生大的倒退。其实政治观念的问题，非常不简单，对于一些观点，还是看其说服力，需要关注的是，学术讨论与观念，再也不要变成斗争的工具。

　　　而在现在的一些利益中人看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你可以改变人们的思想认识，但你改变不了既成的利益格局。官员不会愿意失去自己的权力，职工不会愿意下岗的。利益格局决定人们的行为模式。现在有些矛盾非常尖锐。但是这种“既得利益”，是非常确定的，尽管未来变革所带来的潜在利益可能非常大，但是它的受益者是不确定的。

　　现在，我们的社会资源被大量腐败、浪费掉了，如果把资源交还民众，肯定将触及相当一批人的利益。任何事情，都远远不是表面那么简单，市场行为更远远不是以当代的知识可以完全解释的。企业家是干什么的？企业是干什么的？现在为止，我们也正在执着地寻找不诚信的现象之所以发生的经济学的本质。

　　可以这样说，自安然事件以后，世界一夜之间就从金山银海回到了贫瘠的土地。现在我们需要警惕，需要回到起点，因此，我们强调的诚信，这种诚信，也是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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