郦晓工作室

　　违约成本低是今天被经济学人士反复提及的问题。作为过去十几年一直服务于企业的人，其实对这个问题我很有心得，绝对不是一个道德的问题，事实上，它有其深刻性。

　　合同显然有有甲方和乙方，但是在过去十年，不但乙方是在不断变化的，事实上，连 甲方，也就是“我”都不是很确定，有一个‘我是谁’的问题。

　　80年代中后期，中小国企开始了第一轮承包，其中的符号人物是马胜利，但是我们对这一行为的意义并不是很清晰。如果理解了全部内涵，估计也就根本不会去执行。其实我们模糊的觉得，既然某一个人承包了企业的经营权，那么所有的往来合同，就应由其负责(他怎么负责？这个其实就没有深究过)。这只是一种认识，其它人显然就有完全不同的理解。

　　结果是一个，没有人对这些合同的“善后”负责。随后，紧接着又是第二轮承包。第一轮承包和第二轮承包的区别是，前者是一人负责，后者是强调了集体承包。这显然使我们的概念更为模糊了。中间又流行一个普遍的‘企业文化’，后任者不管前任的账目。

　　这些事情没有暴露的原因是当时的两轮通货膨胀，大多数承包合同都皆大欢喜，员工的薪金在这个阶段也有很大的提高。

　　事实上，连企业法人这个概念以前都是‘没有的’。我们并不存在法律规定的，有限公司拥有的至少两名股东，至于注册资本金之类的问题，也不是很严肃。80年代的时候，其实不用资产负债表，而是用资产平衡表，反正我们一切都是国家的，我们根本就是无限公司。是补过课，很短的时间里，在上级要求下都作过变更。不过我们并不明白，究竟是为什么？

　　然后是企业转制。许多企业经理就发现，原来他早已经是非常富有。资产所有权的鉴别是，原始出资人，但是许多中小国企的原始出资人是不明确的。其实一些大型国企的原始出资人，同样也是不明确的。然后又在很短的时间里，企业摘掉了红帽子。

　　所有的事件积累起来，其实作为企业中的工作人员，能够勉强跟上节奏已经相当不错了。更何况，地方政府为了推动这种变化，还出台了许多土政策，一些经济学家，每每有都有惊人之谈。其实本来涉及企业变更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不过在潮流下却变得简单了，作为债权人的银行则又不闻不问。其实大多数不良债权，都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因为我们把传统的纽带切割掉了，新的联系则还没有建立起来。

　　延伸一下这个问题。事实上中小国企今天的困境，至少部分原因是不恰当的干扰。在过去的十年时间里，正好是市场环境变化最为迅猛的时期，显然企业并没有把接近市场，放在议事日程的第一位。我并不认为改制是不必要的，但是原本我们应该做得更审慎，我们也的确可以做得更好。而违约成本低，事实上是一个后遗症，一种具体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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