郦晓工作室

　　如果我们把城市看成一个经济体，那么她对所吸纳成员的要求是什么呢？缴税多，公共福利占用的少。这是城市活力的源泉。当然绝对不可能是相反，缴税少，公共福利占用的多。缴税是一个笼统的说法，这里是指成员对城市的贡献。

　　公共福利涉及的范围很广，就业、就学、低保等等。里面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保护体系内的弱势人群。越是弱势人群，对公共福利的要求也就越多。体系外的人认为这是一种不公平，因为这一保障是有人员身份限制的。这种认识我觉得，似乎是值得作进一步商榷。本质上，这一福利只是一种缓冲，在经济结构变化中，帮助成员适应变化。

　　城市中所谓的精英群体，实际上不存在一个户籍障碍。如果有，城市从经济利益考虑，也在逐渐降低。比如说，小额投资就可以获得户籍身份。其它的办法也就很多，例如，也可以通过教育体系获得。如果着眼的是子女教育，需要进入某一个学区，那么婚姻也能解决问题。

　　从根本来说，精英群体对户籍的敏感性还是很弱。因为他的收入很高，已经脱离了对追求普遍服务的公共福利的依赖性。他或她，早已在追求差异性服务。无论是就业，或者是就学，还是保障都是如此。他们购买的商品房，而不是经济适用房。

　　简单的抽掉的户籍制度这一壁垒，实际上会造成一种结果。大量的弱势人群涌入，然后很快就涉及一个公共福利的问题，例如最低收入保障。这就是整个问题的关键之处。一些城市做了这种尝试，也遇到了一些问题。毕竟获得户籍不是目的，目的是改变经济处境。如果不能改变经济处境，户籍本身是毫无意义的。至于改变经济处境，已经超越了这一问题的范畴。

　　这种变化会彻底改变城市的支出结构。中央商务区、高新开发区、奥林匹克运动会、或者是世界博览会，这些都要挪后。城市主要的工作是提供更多社会保障。这使城市对精英群体的吸引力下降，也使他们创造税收的机会减小，最终影响到整个城市收入。毫无疑问，也会影响到对弱势人群的帮助。

　　其实，现在两方面都不是很有兴趣，无论是精英群体，还是弱势群体。这一问题被反复提及的原因是，存在一个中间群体。比如一个普通的白领，在京沪工作，他会面临一些诸如申请移动电话，也许是房屋按揭之类的问题。感觉是受到了伤害，并且也有能力把这一想法向公众表露。

　　现在需要引入一种机制，将城市收入和迁入者的福利消耗联系起来，这就能有效的解决这一问题。有人就谈到社会福利号码，或者是类似的事物。只要达到某一个标准，就可以自动转换户籍身份，达不到标准，也不能再予以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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