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卫星

　　“在发展中解决问题”被曲解

　　现实的中国处于发展中，“发展”一词也就成了格外时髦和先进性的词汇。同样在中国股市也到处充斥着“发展”的鼓噪声音：要大力发展股票市场，要大力扩大直接融资比例 ，要赶快开办二板市场，要在十年内达到5000家、10000家上市公司。

　　现实情况似乎也暗合着某种默契，股票发行上市一直处于高速扩容的状态，雷打不动似乎成了国策。即使在非流通股与流通股市场分裂的严重问题暴露出来以后，照样还是在发行“历史遗留问题的圈钱陷阱型股票”。因为一个堂而皇之的理论就是“在发展中解决问题”，有问题总不能不发展吧。

　　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在这样的“全民共识”下，我不得不泼些冷水。不能曲解“在发展中解决问题”的本意，将其演变为“只发展数量而不解决问题”。政府管理层应该迅速遏止中国股市发行新股“大干快上的“大跃进”冲动”。

　　笔者以为，“放慢新股上市速度，控制中国股市规模”的这个看法，也许会得到许多人的坚决反对。但历史会证明这种观点是正确与务实的。我们曾在历史上犯过太多类似的错误造成了许多严重危害。比如我们曾认为：人多力量大。鼓励生育，结果造成了人口过度膨胀；比如我们曾认为：“大跃进，可以超英赶美”，结果呢？这种盲目扩张理论的错误后果，需要中国社会付出几十年、几代人的代价来承担痛苦。我们不希望中国社会再一次陷入可能发生的股市危机中。

　　若想将问题讨论清楚而又不陷入枯燥的理论争执中，我想先从大自然中的一些事件谈起：

　　自然界外来物种的侵害事件

　　在广藐的地球上的各个角落经过几十亿年的生命发展，自然界构成了多姿多彩的众多的生态体系，每一个生态体系其复杂性都远远超乎人类的想象，每一个生态体系又都具备两种完全相反的素质：顽强与脆弱，顽强体现的是生命的不屈不挠，脆弱体现着生命轻易会被侵害。在人类利用和改造生物界的历史中，有非常多的成功的例子，比如我们今天的食物中的绝大部分都来自于物种的改良的结果。但由于人类对自然的认识的局限性，一个不小心的有意或无意的行为，导致破坏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后果的事件也是比比皆是。

　　在南极洲附近曾有一个美丽的处于自然状态的海鸟世界--马里恩岛，由于人类文明的登陆，船舱中的老鼠也随之溜上岛屿。来自其他大陆的老鼠没有天敌在这个岛上，结果大肆繁殖偷食鸟蛋袭击幼鸟，直接危害当地的珍惜鸟类。为了保护这些珍惜鸟类消灭这些可恶的老鼠，人们又引入家猫来控制鼠害。结果没想到一段时间后猫并不吃老鼠了，而专吃比老鼠要好捕捉的岛上的鸟类……。事情被搞的一团糟，外来物种以极强的优势占领了这个岛屿。人们原想起请来保护珍贵鸟类的帮手却变成了帮凶，加速了海岛上珍贵鸟类的灭顶之灾。

　　其实不光在动物界有这种外来物种的强势侵占现象，在看似温良的植物界，此种例子也是举不胜举。在我国的黄河入海口地区，地方政府为了改良盐碱化的土地，从国外引种了一种抗盐碱的草，此草坚韧无比耐盐碱耐旱繁殖力强，是改造盐碱地的极佳草种。但谁知引种几年后，此草可怕的繁殖力已经变布的到处都是，本地没有物种能控制它，杀草剂也无能为力，而其坚韧和发达的根系使得人工铲除几乎无法实施。结果盐碱地没有改良好，连原来的万倾良田也都无法耕种了。疯长的“外来草”将原来的数十种本地草都被挤压的没有的生存空间，本地植物物种大量消失，生态环境产生巨变……。

　　人类想让自然界按自己的意愿行事，生态环境一旦被人类的意志所改变，自然与人类的抗争就开始了，这种对抗性斗争人类几乎都没有占过上峰。以上的外来物种侵略的例子对人类的影响都是间接，很多人都不知道它的存在，而外来物种直接侵害人类，而造成社会恐慌的就数著名的“杀人蜂”事件了。

　　1956年在南美洲巴西的一个小实验室里，科学家为了改良本地蜜蜂的品质，提高其抗病力、产蜜率。从遥远的非洲引进强壮的、勤劳的非洲蜂，准备做物种改良研究。在一次不小心中，几只非洲蜂从未关严的笼子里飞了出去。这几只逃逸出来非洲蜂与当地蜂杂交后，产生了新的后代，这种杂交蜂有优良的品质，健壮抗病，繁殖力强，而其在生育能力上一个小小的优势--蜂王提前孵化出来一天，造成了本地蜂种的绝户，几乎所有自然蜂群都改变为此类杂交蜂。若仅仅是简单的蜜蜂改种也就罢了，但一个被忽视的因素突然显现出来，此种杂交蜂不但继承了非洲蜂的抗病力强产蜜率高的优良品质外，还将非洲蜂的脾气狂暴、毒性大，野性难驯，一遇挑战，就群起而攻之的超常团队攻击性也继承了下来，于是在美洲大陆上原本温顺的蜜蜂，就逐步都变成了极具攻击性的“杀人蜂”。从此“杀人蜂”从南美蔓延到北美肆虐整个美洲，人们“谈蜂色变”，多年来美洲因“杀人蜂”袭击致死事件不下300起，而牛马等牲畜的损失更是难以计算。

　　“生态体系”与“政治经济金融体系”具有非常多的共性

　　这种来自不同大陆的“外来物”与“本地物”之间的斗争与融合的事情如果处理不好，将产生严重的“不受其利反受其害”结果。这种类似现象并不仅仅体现在生物界。其实在人类生活的社会、政治、经济等等层面都有广泛的例子。“生态体系”与人类的“政治经济金融等体系”具有非常多的共性，尤其在他们的复杂性与精密性方面更是极其相似。

　　比如，前苏联在原社会主义制度的过度改革中，没有设定必要缓冲期，直接全盘接受西方改革思路，接受西方的文化政治经济模式，结果导致原社会体系一夜之间全盘崩溃。本地的原有一切政治、经济、文化体系几乎都被迅速涌入的外来物所破坏。中国的改革开放比前苏联成功，就是对外来文化的冲击设置了缓冲期，让这种冲突慢慢融合。但我们现在仍然看到了这种“外来物”的对本地原有体系的冲击。比如中国经济近几年的高速增长，这增长的成分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三资企业和外企，而不少本地企业(中小型国企)已经都被挤压的没有生存空间了，倒闭破产几乎就成了唯一出路，而国企解困的目标之艰难体现的是与强大自然力量的抗争。

　　当前的中国股票市场应该适度控制规模

　　最后就要谈到现实的中国股市了，相比于“国有股减持”“全流通”“高市盈率”“市场黑幕”等等，现实的中国股市在更高的文化融合领域隐含着危机的苗头，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和人文历史环境的背景差异的问题对股票市场的影响我们考虑的太少了。“股票”“股票市场”这些东西并不是我们文化体系中自然诞生出来的东西，绝对是个“外来物”。股票市场是西方历史文化等综合因素产生的东西，它适合在西方文化环境下，却并不一定完全适合东方文化。对于这种并不是诞生于自己文化中的东西，不加强力约束细致考查的急速引进，甚至盲目鼓励纵容其长大。对自己传统体系有可能产生严重的破坏。这一点我们从上面讲述的生物界由于物种大范围迁移后的物种冲突中的众多事件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类似证明。

　　中国股票市场在改革开放后的新中国诞生十几年来，现实已经暴露出了越来越多许多的严重问题。目前的中国股市已经在方方面面体现着“外来物”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格格不入：提倡了多少年的“股东”意识，现实的结局还是“股民”，本来是“上市融资”早已演变为了“上市圈钱”，独立懂事的尴尬、战略投资者的变味，“增发”演变为肆无忌惮的明抢豪夺……。现实的中国股市非常类似我们上面讲述的美洲“杀人蜂”，畸形的中国股市实际上是西方文化背景产生的金融工具与中国文化杂交出来的一个“怪物”。我们当初引种它，初期是为了“实验”，而后受其融资功能的诱惑要大力发展它，是要利用其达到“融资”的目的，结果却没想到却变成了“恶性圈钱”，由此造成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太多的文化冲突、理论与实践的不符令我不忍一一列举。而以上的这些问题并不是那一个人、那一类人所犯的错误，而是全社会的，包括经济学家、企业领导到市场各方人士、普通投资者等都广泛存在文化意识上偏差。这一切实际上体现的是股票市场与中国文化全方位的不适应，是文化本质上的冲突。

　　在中国股票市场暴露出如此众多的严重问题，发出了众多警告信息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不及时控制其规模，不进行足够的考察与检验，不注重于解决重大问题，不注重于“外来物”与我们文化的融合。却仍然在盲目放纵甚至鼓励它快速长大。继续不停息发行新股上市，累积的问题也在成倍增加。

　　对待这样一个在它还根本没有融入我们的文化的“外来物”，盲目数量上的扩张绝对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中国股票市场应该适度控制规模。应该站在多种角度认清中国股市的发展阶段：从萌芽期(90--95)到成长期(96--今天)，现在应该进入文化融合期，这个阶段重要的是完善股票市场的结构与功能，使得来自西方的“外来物”能融入我们的文化，而不是主要考察发行了多少股票，圈了多少的金钱。

　　但是当我们看到“十年上市公司扩张1000多家，十年走过国外百年的路”，被简单的在宣传在鼓励的时候，畸形的股市高速扩容目前还有加速的趋势。在此提出一些另类观点：主张应该大量发行股票的人们，请不要用今天的快感换取未来可能出现的长期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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