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托马斯.罗斯基的一项研究认为，中国1998年的实际增长率最多只有2.2%，而不是官方公布的7.8%。

　　--中国的统计质量并不是同等水平发展中国家里最坏的，若与转轨国家对比，中国的统计质量几乎是最好的。

　　--人们容易忽视的一个问题是，统计质量并非仅指高报数字，在浙江这种民营经济占优势的地方，令人头疼的是人们普遍低报统计数字—为了少交税。

　　--事实上，抛开官方的统计数字，单看国内学者自己的计算以及国外权威机构的评估，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仍然可以和任何一个创造过经济奇迹的国家媲美。

　　本报驻京记者 马克

　　从“威胁”到“崩溃”

　　自1992年起，关于成长中的中国有可能对亚洲乃至整个世界构成威胁的“中国威胁论”，在国际上迅速流行开来，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美国等西方国家以及部分中国邻国的政策制定。

　　然而，近几个月来，一些专业的和大众的西方主流媒体相继在显著位置发表质疑中国经济增长数字的文章，这些文章援引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学和历史学教授托马斯.罗斯基在2000年的一项研究，认为中国政府的统计数据夸大了最近几年的经济增长，其中，1998年的实际增长率最多只有2.2%，而不是官方公布的7.8%。

　　罗斯基提出了一系列论据，最主要的一条是，如果统计数字真实，那么1998-2000年三年间中国的GDP累计增长24.7%，但与此同时，能源消费却下降12.8%，这意味着单位能耗下降了30%，这是不可能的。

　　与此同时，今年1月，美国《中国经济》季刊的主编斯塔德维尔在其出版的《中国梦》一书中把中国经济比喻为“一座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4月1日，《时代》周刊也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为什么造假账？》的文章，称中国已“被虚浮的数字淹没”。

　　而美籍华裔律师章家敦的《中国即将崩溃》一书更是推出极端结论：“与其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还不如说中国正在崩溃。”

　　中国国内迅速作出反应，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和财政部副部长先后公开反驳了这一结论，国内经济学界也纷纷作出回应。

　　对于刚刚迈入21世纪的中国来说，如何看待西方学界和舆论的质疑，如何总结自己近2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并对现实和未来作出全面而清醒的判定，一时间似乎成为一个急需直面的话题。

　　中国经济增长不容置疑

　　5月23日下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院内，一场题为“中国GDP统计水分有多大”的小型学术报告座无虚席，报告人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任若恩教授。

　　“罗斯基提出了正确的问题，却使用了错误的方法，因此得出了草率的结论，”任若恩在一个半小时的报告终了前总结道，“他先假设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增长是正相关的，再假设能源消费的统计是准确的，然后得出经济增长率高估的结论。问题是两个假设都不成立。首先，日、韩、德、英、美许多年份的能源消费增长都低于甚至大大低于GDP增长，而且研究表明，主要由于技术进步的因素，1978-1995年间中国的单位能耗下降了55%。其次，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同由政府机构统计，如果不相信前者，那又怎能相信后者？事实上，考虑到石油走私和不顾政府禁令开工的小煤窑，上述3年的实际能源消费要远远高于公布的数字。”

　　任若恩的反驳，与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的言论颇为相似。

　　中国经济增长的直接表征—GDP统计数据——到底是否可信？“一个国家的统计质量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成正比，”任若恩说，“但即使美国也有统计误差，比如1996年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就高估了1.1个百分点。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没有统计误差的国家。”

　　亚洲开发银行北京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也同意这个结论，这位多年在国外工作的中国学者5月30日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统计质量差是发展中国家的通病。中国还有额外的困难，就是处于转轨时期，统计方法也正在从前苏联系统向国际通行系统转轨。仅仅是用新方法处理过去的数据，就是一个巨大的技术难题。

　　但汤敏认为，尽管如此，“中国的统计质量并不是同等水平发展中国家里最坏的，若与转轨国家对比，中国的统计质量几乎是最好的”。

　　亚洲开发银行与国家统计局企业调查大队正在江苏省开展一个合作项目，用抽样调查的方法统计年销售额500万元以下的企业的各项指标。中国80%以上的企业年销售额不到500万，但是由于技术困难，这些所谓“规模以下”的企业在国家统计局现行的统计体系中还是一个空白，只能依赖各级地方政府的上报数字。

　　“抽样调查是国际通行的统计方法，”汤敏说，“中国现行的是混合型统计体系，以层层上报的数据为基础，国家统计局再用独立抽样调查以及一些行业统计得来的数据加以调整。这个调整就是通常说的‘挤水分’，但‘挤水分’是中国特有的问题，技术难度非常大。”

　　国家统计局有企业、农业、城市、居民收入4个独立的调查大队，企调队规模最大，有500多人。但中国是如此之大，它们的调查只能覆盖很小的范围。

　　“所以江苏的试点意义重大，”汤敏说，“中国的目的是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以抽样调查为基础的统计体系，这是解决问题的真正方式，但是需要时间。”

　　而人们容易忽视的一个问题是，统计质量并非仅指高报数字，在浙江这种民营经济占优势的地方，令人头疼的是人们普遍低报统计数字——为了少交税。

　　那么，现有的统计数字价值何在？专家认为，它们和任何别的国家的统计数字一样有价值，只要我们承认它们的问题主要是技术误差而非蓄意的杜撰。技术误差会影响判断的准确性，但不至于否定判断本身。足球运动员马拉多纳的身高有1米68、1米69、1米70三种说法，但任何一种说法都不会改变人们的如下判断：马拉多纳是个矮个子。

　　事实上，抛开官方的统计数字，单看国内学者自己的计算以及国外权威机构的评估，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仍然可以和任何一个创造过经济奇迹的国家媲美。

　　根据胡鞍钢的计算，1979-2000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是9.3%。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1980年代的年均增长率是10.1%，仅次于非洲资源型国家博茨瓦纳；1990年代的年均增长率则名列全球榜首，为10.7%。

　　更有经济学家推算，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了20年之后，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支撑下，未来30年中国仍能维持不低于6%的年均增长率。

　　代价不菲的经济增长

　　如上所说，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是个不争的事实。实际上，更有价值的问题应在于，是不是GDP增长率越高越好？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增长？如何才能实现高质量、可持续的增长？

　　这一点，将在更大程度上决定中国的前途和未来。

　　5月17日、30日、31日和6月6日，4位接受本报记者专访的专家从不同角度回答了这一问题。他们分别是：法国里昂证券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吉姆.沃克，亚洲开发银行北京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中科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胡鞍钢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张立群研究员。

　　胡鞍钢认为，1990年代中期前的增长基本上可以概括为：高增长、低质量。首先是经济效益低下，社会产品最终使用率，1952年是53.3%，1987年降至32.4%，也就是说，名义上创造了100元GDP，实际上只有32.4元对改善国民福利有意义。

　　对于这一点，吉姆.沃克说，“如果把我们正在谈话的这栋大楼拆掉再重建一座一模一样的楼，那么拆楼和建楼的费用都会被计入GDP，但是这样的GDP有害无利。”

　　回忆一下1950年代末的“大跃进”，1970年代末的“洋跃进”，看看1990年代初海南等地留下的“烂尾楼”，我们就会明白，沃克的话绝非天方夜谭。

　　40年间，与高增长相伴的还有伤筋动骨的大起大落。根据胡鞍钢的研究，1953-1985年，中国经济波动幅度是英法的5.1倍、美国的4.3倍、西德的3.4倍、日本的2.8倍。例如，1958年的增长率高达22%，1961年剧降为负29.7%；1988年11.3%，1989和1990年又降低至4.1%和3.8%。

　　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也始终困扰着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前，重工业畸形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严重滞后，国民生活在高增长的短缺经济之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又一度为低水平重复建设和服务业比例过低所困，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不得不承受大规模结构调整带来的高失业率。

　　“先污染，后治理”是发达国家走过的代价高昂的弯路。作为后起国家，中国本来可以少交甚至不交学费，但由于急于求成等原因，中国在高增长的同时也付出了资源损失和环境退化的沉重代价。

　　胡鞍钢说，“现行的GDP核算体系存在严重缺陷，它不仅没有扣除自然资产损失，还将其中过度开采的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统计在GDP总量中。”

　　胡介绍说，为了校正这一缺陷，世界银行已经从1997年开始采用“绿色GDP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重新衡量各国扣除了自然资产(包括环境)损失之后的真实国民财富。

　　从世界银行2000年底公布的数据看，我国自然资产损失占GDP的比重是惊人的。1970年代初占GDP的6%-7%，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这一损失达到峰值，高达GDP的30%，此后逐步下降。

　　1988年底，在对症下药的基础上，中国高层提出了“持续、稳定、协调”的治理整顿方针。但1989-1990年，中国经济陷入了衰退，增长质量也没有得到改观。随后又开始高速增长。

　　“问题是这些在GDP统计数字掩盖下的零回报增长有何意义？”吉姆.沃克问道，“推动增长的是前所未有的国企投资热潮，信贷增长在1994至1996年间平均每年达20%-30%。一如国有银行的惯常做法，差不多全部贷款都投放到国企，结果是这些企业把资金几乎全浪费掉。若以实际市场价值计，这些企业在那段期间的产出接近于零。”

　　一个可以佐证沃克观点的数字是，仅在1992年7月到1993年6月一年间，国有银行就产生了3000亿元以上的呆坏账，而1993年的GDP不过才3.45万亿。

　　库存占GDP的比例是观察经济增长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按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杨晓凯教授的计算结果，1980-1993年，中国这个比例平均为7%，而发达国家组成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平均为2%-3%。杨认为，中国这么高的存货水平表明相当多的产品没有市场。在中国，虽然卖不出的存货也被计入GDP，但是堆积如山的存货最终将转化为银行的坏账。

　　近2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并对现实和未来作出全面而清醒的判定，一时间似乎成为一个急需直面的话题。

　　中国需要高质量经济增长

　　实际上，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经济增长质量问题已经受到中国高层前所未有的重视。1995年9月，中共中央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制定“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建议》写道：“改变中国国民经济整体素质低，产业结构不合理、经营粗放、浪费严重、效益不高的关键，是实行两个根本性转变：经济体制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建议》和两年前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一道，成为中国改革史上两个里程碑式的文件。

　　1997年以后，由于中国告别短缺经济进入买方市场，加上亚洲金融危机导致中国出口下降，“扩大内需”、“积极财政政策”开始取代“两个转变”成为经常性提法。尽管如此，正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向本报记者指出的那样：“粗放增长是短缺经济的必然产物，当中国下决心走市场经济道路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不仅是政治号召了。随着中国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效率最大化的市场原则逐步确立，转变增长方式的内在动力也越来越足。”

　　“中国已经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张立群说，“这五六年，中国顶住巨大压力进行了力度空前的所有制结构和经济结构的调整。1996年到2000年，混合经济和民营经济得到迅猛发展。”

　　制度变迁和增长方式的转变互为因果，张立群认为，经过几年的困难期，中国经济的效益已经明显改观，房地产、通讯电子、汽车等新的支柱产业正在形成，构成增长基础的企业活力正在加强，市场导向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正在进入新的加速期。

　　1978年，每生产1亿元GDP，中国要耗能15.77万吨标准煤；1991年，这个数字下降为4.8万吨标准煤；到2001年，进一步下降到1.38万吨，单位能耗比仅为1991年的29%。

　　在环保方面，据国家环保总局统计，二氧化碳、工业废水、粉尘、固体废弃物排放量，1999年比1995年分别下降了23.3%、27.6%、33.5%、48.5%。

　　自然资产损失占GDP的比重，1995年的时候还高达7.8%，1998年已经降至4.53%。

　　库存占GDP的比例，1995年是6.11%，1999年降至1.48%，2000和2001年更是降到了负0.41%和负0.35%。

　　当然，库存的急剧下降与1998年开始的通缩密切相关。但是，吉姆.沃克认为，“在中国，通缩是个正面因素，它有助于经济体制向以市场为本的定价方式转化，直接的结果就是国民的生活水平提高。”

　　的确，通缩加速了结构调整进程，企业间的激烈竞争导致产品质量提高和价格下跌同步推进，落后的生产能力正一点一点地被淘汰出局，计划经济时代无解的低水平重复建设问题正在由市场给出答案。

　　计划经济时代的最大难题———经济增长的大起大落，似乎也正在得到解决。胡鞍钢的研究表明，1996-2000年，中国GDP增长的波动系数已经降至12%，而1991-1995年的波动系数是17.5%，1979-2000年平均为33%，1953-1978年则高达154%。

　　“过去6年我国基本上是无波动的经济增长，”胡鞍钢说，“‘两个转变’已经初见成效，中国的经济增长质量已经有了实质性的提高。”

　　但是，没有一个接受采访的专家认为中国今后可以高枕无忧。

　　在汤敏看来，最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是失业率。他说，“政府的施政目标，首先是充分就业，其次是反通货膨胀，GDP增长率不是政府追求的终极目标。”

　　胡鞍钢则认为，经济结构、主要是国有经济结构空前规模的调整，是过去几年失业率上升的主因。1996-2000年，5年间国有单位就业人数减少了27.9%，计3142万人，中国进入结构性高失业时期。但是，这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不把资源从低效率的部门转移出来，高效率的部门就得不到创造财富的资源。

　　“必须通过加快对内开放来扩大就业。”胡鞍钢直截了当地说。他列举了目前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主要被国有资本垄断的行业：建筑业，旅游业，电信服务业，教科文卫体育，会计、审计、律师、工程设计等中介服务，物流配送业，包括快递业在内的交通运输业。

　　专家们认为，除了前所未有的高失业率之外，中国还必须面对财政赤字过大、民间消费能力持续下降，以及社会差距拉大带来的社会结构失衡等一系列综合性问题。这些问题哪一个得不到妥善解决，都会给中国的发展之路投下阴影。

　　中国走上长治久安发展之路

　　正如专家们所指出的，中华民族复兴的长征之路绝非一片坦途，20多年艰难曲折的改革探索，中国仅仅是刚刚找到了正确的大方向。

　　经济学家樊纲说，“中国要建成一个完整规范的市场经济，做到最好，也还得30年甚至50年，我们这代人很可能看不到那一天了。”

　　樊纲说这话时48岁，时间是2001年2月。如果对历史缺乏了解，那么很可能在樊的话中听出悲凉的味道。但是恰恰相反，樊给出的是一个乐观的预测。

　　12世纪中叶，当中国已经完成四大发明时，欧洲还处在蒙昧的中世纪。从14世纪上半叶威尼斯城邦的兴起，到19世纪下半叶欧美确立全球主导权，西方的崛起用了差不多600年。中国划了一道反向的轨迹，秦汉以来，中国用了1000年左右达到了它的巅峰。宋代以后，古老的中华帝国开始走下坡路，一直到19世纪末沦落到亡国的边缘，差不多也用了600年。

　　600年，20代人。从1979年算起，中国如果能用60年，也就是两代人的时间，在本世纪中叶实现民族复兴，那无疑是我们这个星球的又一个奇迹。

　　问题在于，中国能否沿着正确的方向一直走下去。

　　苏格兰人吉姆.沃克也许不太了解中国的历史，他在过去1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批评中国的种种不是。但是，在5月17日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沃克却毫不迟疑地表示了对中国未来的信心。

　　今年1月，沃克访问了刚刚加入世贸组织的中国，他去了沈阳、大连、上海、温州，当然还有北京。访问结束后，他在一份题为“步向天堂之门———中国入世后的机遇和挑战”的研究报告中写道：“我们这趟中国之行，可以用使徒保罗从一个无神论者转而皈依基督教的大马士革之旅作比喻。中国已经改变，这是我们7年来第一次对中国的未来抱有信心的原因。”

　　“半个世纪的经营不善，给中国留下了很多有待解决的困局。过去，我们曾大量着墨评论中国对解决国有企业这个巨大包袱如何束手无策、中国银行体系的窘局、中国政府各种前后矛盾的政策，以及官方数据的误导性。这些批评都是基于我们认为北京的医师们并没有对症下药。然而现在我们不得不承认，今天的诊断已经接近现实，治理的方法也较为恰当。尽管患者仍会遇到重大挫折，但我们相信，目前形成的政策框架已可以收拾困局。”

　　“我们的见解是建立在过去两年颁布的政策上的，这些政策有助于民营企业的成长、外资的进入、加强竞争和营造更公平的营商环境。”

　　“加入世贸组织并没有在一夜之间改变中国，但是监管和法治框架已经明显改变。WTO给北京提供了一条鞭子，用以鞭策阻碍市场开放和公平竞争的国家干部、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业。从现在起，合同法将有更稳定的国际基础，剥夺产权或合同权利的行为将会通过WTO上诉程序受到惩罚。”

　　“人们已经切身感受到，情况正在改善。几年前，跨国公司的代表们抱怨他们的当地合作伙伴、模糊多变的法规和税务条例、任意的司法程序。今天，他们声称中国的情况并不比其他地方坏。”

　　吉姆.沃克是一个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信徒，这个由哈耶克和米塞斯开创的古典自由主义学派甚至对发达国家的GDP和其他的宏观经济数据也一向深表怀疑，他们认为判断经济增长质量的惟一标准就是企业是否盈利、利润多少。至于新兴市场，沃克说，“在这些国家，我们惟一可以相信的就是自己的眼睛。”

　　沃克在中国看到了什么呢？“对一个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而言，浙江，更准确地说，温州就是他在中国的精神家园。浙江人创造财富的想象力实在不可小觑，哪怕是‘文化大革命’也无法清除他们的企业家精神。今天，浙江的人均GDP估计已经达到6000美元。在温州，自由市场经济是如此炽热，虽然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但这里却存在着事实上的私人财产所有权，这也说明了地方传统的重要价值。”

　　“毫无疑问，中国已经找到了通往天堂之门的正确方向。”

　　5月17日，记者向沃克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世界历史上从来都不缺少经济奇迹，但是将近一半的奇迹最终都破灭了。1914年，沙皇俄国的国民收入不到美国的1／5,到1960年，前苏联把这个差距缩小了，GDP接近美国的一半，但是到2001年，俄罗斯联邦的GDP居然下滑至不到美国的4%。中国已经高速增长了20年，如何才能一直增长下去，而又不出现俄国式的倒退？

　　“最为重要的是法治框架，”沃克答道，“中国要向高效率的市场经济过渡，最大的障碍是缺乏法治。加入世贸组织之所以对中国意义重大，就在于它对法治的推动。”

　　1992年，当中国宣布选择市场经济的时候，许多人将信将疑。2001年，当中国义无返顾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接下来的中国将走上长治久安的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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