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财经时报记者：陈红

　　是他，最早把美式创业投资引进台湾，并把VentureCapital(原意为风险投资)一词译为中文“创业投资”；

　　是他，领导着102个人的团队，掌控着20亿美元的14个国际风险基金；

　　是他，因为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对亚洲经济的复苏做出了杰出贡献而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亚洲五十位杰出领袖人物”之一，而他本人竟记不清入选的具体时间。他，就是美国汉鼎亚太(H＆QAsiaPacific)风险投资公司董事长徐大麟先生。见到徐博士的第一个感觉是，这个整天与钱打交道的人，他所做的事似乎距他的外型相差很远。在他身上，并没有一般商人通常能让人嗅出的“钱”的味道，而是一种近乎于艺术家的气质。儒雅、平和、谦逊，或许是因为年龄的关系，还有一点点慈祥。

　　在采访中徐博士提到，他曾撰写了一篇纪念刚刚过世的、台湾创投业先驱李国鼎先生的文章，为了让记者对此有更多的了解，他答应随后将文章传给记者。采访结束后离开酒店不久，手机响起，接到台北打来的电话，称已将徐博士的文章传真到记者在北京的办公室。

　　上海、北京、台北，感觉一下子拉得很近。

　　除了从外表上判断，对徐博士的认识又多了一层：诚信、效率。

　　徐大麟到底是个什么人？很难用一句话概括。身兼行政、科技、金融三重身份，在台湾、美国、亚洲同步发展，很多其他人用一生从事的事业，在他只是他生命中某一个阶段的一种经历而已。在他身上集合着太多的元素、组合、幻化，最终展现给世人的是一个多面体，不同人从不同角度看到的是不同的徐大麟。

　　采访前，本想问一个很俗套的问题：如果当初继续从事科学研究，今天的您会成为什么样的人？采访还没结束就发现，这个问题不必问了。这个横跨东西方、驰骋于社会各界的风险投资家，已经把自身的能量发挥得淋漓尽致。今天中国缺少的，恐怕就是像徐大麟博士一样的风险投资家。

　　　 汉鼎亚太在中国

　　记者：汉鼎亚太是在什么时间、怎么进入中国的？

　　徐大麟：1992年，我们来中国考察，那时还没有到国内投资的具体打算。当时，以美国的安泰保险公司和中国银行为主成立的“中安基金”准备在中国做风险投资。由于安泰保险公司并没有在亚洲风险投资的经验，就找到我们跟它共同管理这个基金。这样，汉鼎亚太在1993年进入中国，与中安基金管理公司各占一半股份，共同管理中安基金。

　　记者：汉鼎亚太进入中国后，投资的项目涉及房地产、化工、消费类产品等领域，为什么一开始投资的项目分散在各个产业？

　　徐大麟：1995年以前，中国还没有什么科技可谈，我们就随着中国当时经济的发展来做投资的规划。

　　一开始进行的是一些一般性的投资，包括大连的华宝房地产项目，与中国银行在沈阳投资了东宇集团公司，之后又陆续投资了日后上市的海南航空、北京的燕莎商城，与北大合作成立了由陈章良任董事长的科兴生物工程公司。

　　这里面只有科兴是一家科技公司。这是因为当时中国在生物方面有一些基础，但IT领域的发展与国际上相差还很远。

　　记者：我注意到，最近几年汉鼎亚太投资的项目大都集中在IT领域。

　　徐大麟：是的，过去三四年是汉鼎亚太在中国投资的第二个阶段。因为看到国内在科技方面的发展，我们的投资也转向以科技产业为导向。其中有两个比较大的项目，一个是以芯片为主的中芯积电，另一个是以石化为主的宏仁集团。

　　记者：到目前为止，汉鼎亚太在中国内地的投资额是多少？其中最大的项目是哪个？

　　徐大麟：算下来投资已经超过了2亿美元。其中最大的项目是投资5000万美元、位于上海的中芯积电项目，未来将生产技术更先进的芯片产品。

　　记者：中关村被誉为“中国的硅谷”，同时北京也致力于把自己建成北方的微电子产业基地。中芯积电项目当初为什么没有选择北京？

　　徐大麟：中芯积电的项目本来是准备在香港做的，但是在税收、土地的获得与政府的支持方面，香港与内地相差很远，所以两年前我们决定将这一计划搬到上海来，现在觉得这个选择是对的。

　　北京的中关村、上海浦东的张江和深圳，哪个地方更适合发展高科技并没有一定的答案，它们各有所长。北京集中着技术人才，但“婆婆”多，影响办事效率；浦东是新开发的，上海又历来是金融中心，做起事来更简单，但人才没有北京丰富；深圳缺乏文化和金融背景，但生产和劳动力资源充沛。三个地方将来的发展各有千秋，很难讲谁输谁赢。

　　记者：那么未来汉鼎亚太将在中国重点投资哪些行业？

　　徐大麟：从现在开始，我们将采取与汉鼎亚太在国外所做的风险投资差不多的做法，投资重点将放在科技产业，而不会再像最初进入国内的时候那样，投资房地产和集团公司等项目了。

　　记者：您刚才提到，投资的重点在高科技领域，那么为什么在1998年公司又投资了目前在北京很“火”的星巴克咖啡连锁店这样传统的餐饮业？

　　徐大麟：风险投资不是为了投资高科技才投资高科技，风险投资的最终目的是要投在有高回收率的产业，而高科技领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事实上，名牌消费产品也是有高回报的，比如麦当劳、肯德基，所以我们决定将在国外很成功的星巴克引进到中国来。

　　记者：汉鼎亚太是否会加大在华投资？

　　徐大麟：确实如此。为了加强在国内的发展，我们计划带头把台、港和内地的3个机构合并成一个，真正以大中华的方式来推动风险投资。做风险投资是一件很过瘾的事

　　记者：您曾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亚洲五十位杰出领袖人物”之一，您入选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徐大麟：因为他们(美国《商业周刊》)认为，在亚洲金融风暴之后，我本人和汉鼎亚太公司对亚洲一些国家经济的复苏有所贡献。

　　金融风暴之后，我们很快动用了许多世界范围内的资金，在这些遭受金融风暴的国家进行投资，帮助他们经济的复苏。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为了拯救韩国经济，世界银行亲组团队进入韩国，并选择汉鼎亚太管理一个专门拯救韩国财务经济的创投基金。当时，曾在韩国证券公司中排名前6位的三阳证券面临破产，我们集合了国内外的资金进入，帮它重组，结果没有花韩国政府一分钱就把公司重组回来。三阳公司不但被救活，而且在去年上升为韩国数一数二的证券公司。在泰国，我们同样把一些有问题的公司买下来进行重组。

　　记者：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后，您曾经在IBM供职达12年之久，之后却突然转行到风险投资界至今，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一人生巨变？

　　徐大麟：对我来讲原因很简单。我在台湾大学读的是物理，那是因为当时受杨振宁、李政道成功的影响，社会普遍认为好学生都应该读物理，将来去拿诺贝尔奖。但我的兴趣不止在物理，因此到美国读的是电机工程，这就比纯物理的基础理论研究更接近社会。到IBM后，我仍然感觉自己的能量没有全部发挥出来。还有，我很早就到硅谷，在那里看到很多成功的企业除了拥有技术外，资本在中间起着决定的作用。

　　我在硅谷、在台湾积累了几十年的人际关系，而且我发现自己对数字、对钱的观念还算好，因此，能够让我完完全全把一切所有都用上的职业就是做一个风险投资家。

　　风险投资需要用上十八般武艺才能令一个公司成功，它让我把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件很过瘾的事情。

　　记者：您离开IBM时做到了什么职位？周围的人对您离开有什么反应？

　　徐大麟：我离开IBM之前满受公司器重，是IBM实验室里职位最高的一个中国人。当时任磁记忆和光记忆研究部门的主管，下面领导着200多人，其中有80多位博士。因此我走的消息让很多人跌破眼镜，他们都认为我疯了，但了解我的人都认为，我是如鱼得水。

　　记者：今天，国内很多年轻人的经历与您当初所走的路极为相似，您认为您的个人经历对他们有什么启示？

　　徐大麟：我想给青年学者一些忠告：中国人做事常常是听父母、听社会的，这是我们儒家思想的传统造成的。未来社会，对年轻人很重要的一个要求是独立思考和创新，重复做别人做过的事就不容易出人头地了。

　　记者：您为什么入行时选择美国汉博奎斯特(Hambrecht＆QuistGroup)创投公司？

　　徐大麟：因为它是美国硅谷最有名的一家创投公司，是创投业和科技投资银行的鼻祖，早在三十几年前就开始了这两方面的事业。

　　　 汉鼎，做鼎足天下的中国人

　　记者：汉鼎亚太的“汉鼎”两个字从何而来？

　　徐大麟：“汉鼎”有两层含义。其一，“汉”用的是汉博奎斯特的第一个字，“鼎”是为了纪念我的导师，同时也是台湾创投业的发起人——李国鼎先生；其二，“汉”可以解释为“中国”，“鼎”是“鼎足”，中国人要鼎足天下。

　　记者：汉鼎亚太与汉博奎斯特的股权结构是怎样的？

　　徐大麟：目前汉博奎斯特只占汉鼎亚太15%的股权，其余85%由我本人及公司同仁拥有。

　　记者：汉鼎亚太的投资资金主要来自哪里？

　　徐大麟：我们管的钱最主要的来源是退休基金，这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一笔长期的发展基金。投资人都是社会各行业的退休人员，他们希望通过你的努力获得高额回报，使他们退休后能够生活得很好，因此我们时刻感到责任的重大。

　　记者：汉鼎亚太的管理团队是怎么组成的？

　　徐大麟：目前公司有102人，其中有一半以上是投资专业人才。102个人有12个国籍，他们都对本国的情况很熟悉，同时又有在国外学习和工作的经历。

　　记者：汉鼎亚太最初如何在亚太区进行投资？

　　徐大麟：1985年我们从台湾起步时，美国的退休基金根本没有想到到亚洲来投资，更不会把钱交给一个中国人来管理。为了在亚太区发展，我们分别进入每一个国家，筹募当地的钱用于当地的投资项目，之后慢慢在亚洲建立起一个很大的投资网络。目前我们已经在台湾、韩国、新加坡、泰国等10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分公司。

　　记者：汉鼎亚太最初投资的是否都是高风险、高回报的公司？

　　徐大麟：我们把VC译做“创业投资”，这种叫法也影响了我们日后投资的方向，就好比一个女孩叫“文静”，她可能就会少讲话。我们既然叫“创业”，投资时考虑的就是让风险少一点，因此也影响到台湾的创投做得保守了一点点，不太敢投到完全创新的事业中。

　　现在在国内，大家对风险投资已经比较了解，在名称上就应该叫“风险投资”，而且我觉得今天就是应该投资一些高风险、高回收、有创新的行业。

　　记者：汉鼎亚太投资时，一般会选择在企业的种子期还是成熟期介入？

　　徐大麟：在这上面很难区别。假如是一个很小的基金，它只能强调一方面，或选择种子期或选择成熟期，以专精来应付竞争者。我们的基金比较大，而且在整个亚洲国家都有，因为在每个国家发展的时间表不一样，所以不管种子期还是成熟期我们都做，只要好赚钱的事情我们都投资。

　　记者：您曾说过，风险投资就像一场接力赛，不同量级的公司接的棒是不一样的。您认为汉鼎亚太在其中接的是哪一棒？

　　徐大麟：我个人与美国硅谷、与台湾科技发展和东南亚经济发展都有着深厚的关系，作为沟通东西方和海峡两岸三地的桥梁，我们有很多角色可以扮演，可以为外国公司来中国投资或者中国公司到海外发展提供很好的服务

　　　 由风险投资说开去

　　记者：风险投资和创业投资，这两个概念之间是否有区别？

　　徐大麟：没有什么实质区别。按照英文原文“VentureCapital”翻译，应该是“风险投资”，但16年前我们刚刚在台湾做的时候，大家对这一行业并不了解，拿着别人的钱去投资，又告诉人家这是“风险”，谁还愿意把钱给你？在当时，我们投资的都是一些创业初期的公司，所以就干脆把它翻译成“创业投资”。

　　记者：作为风险投资家，第一步要做的不是投资，而是筹款，在您看来成功筹款的关键是什么？

　　徐大麟：筹款是做风险投资家非常重要的一课。筹款过程中包含着很大的学问，但最重要的是如何从能力、品德、信用等各方面赢得投资人的信任。记者：作为一个风险投资家，您认为目前中国的网络公司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徐大麟：公司不是一个理想、不是一个慈善事业，公司是一个需要赢利的单位，它必须要有一个很好的营业项目，它本身的财务、业务要健全，公司能够赚钱才会成功，当然同时还要融入到国际规则中去。我认为，中国今天所有网络公司所面临的问题是，当前的网络市场本身不容易做。他们应该采取合纵连横等办法，先把公司的财务、业务搞好，其它问题自然会迎刃而解。

　　记者：您认为科技股何时才能走出谷底？

　　徐大麟：我想半年到一年之后情况就会有很大的改善。

　　记者：除了对技术的把握，风险投资在选择创业者时怎样才能不看走眼？

　　徐大麟：科技事业几乎就是一个科技人才的事业，一项成功的科技事业，里面一定要有一批极为优秀的人才。可以这么讲，产品押的对不对固然重要，但如果企业内部的管理人才不对，几乎可以断定这个企业没有成功的希望。

　　对于风险投资家来说，在如何选择和对待创业公司的人才时，有几个方面需要注意：第一个方面是要看准人，要判断他是否能够把事业带向成功；第二个要点是要为他提供良好的报酬，这里不光是指薪水，还包括工作环境、制度、机制等，有了好的报酬才能让他安心、尽力地去工作；第三，如果创业团队中有缺位，风险投资要适时地帮他补充进去，万一团队中有不适合的人，特别是像总经理这样的职位，就要及时地壮士断腕，把他请走。

　　记者：目前，国内涉足风险投资的公司日渐增多，请您谈谈风险投资自身应该如何规避风险？

　　徐大麟：“风险投资”顾名思义是会有风险的，但在选择投资时却要尽量降低风险。

　　规避风险的途径有两个：一个是投资那些曾经有过成功、也包括失败经历的创业团队，要进行事前的评估，这样可以在选项时把风险减低；另外从投资的总体来讲，要尽量分散风险，绝对不能把所有的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孤注一掷。一般情况下，我们的一个基金都会投资30—40家公司，这样才能保证不会在任何一两家垮掉的时候对整个公司产生影响。

　　记者：在风险投资的退出机制上，目前国内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徐大麟：如果一个房间的窗户被打开，不断有热气进来，要想办法造一个出口让热气出去，房间才会凉快。资金没有出路是中国发展科技的致命伤。现在大家只看到了有多少钱放进来，其实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半，如果没有想到让这些投资有一个出路的话，那么过一阵子钱就都进不来了。

　　记者：这个最好的出口是不是创业板？

　　徐大麟：我个人是这样认为。创业板有弊端，但衡量起来，它的优点比缺点多很多，所以就算创业板有缺点也要做。

　　记者：作为前辈和一个成功的风险投资家，您对国内新兴的风险投资公司有什么建议？

　　徐大麟：我有两点建议，国内的风险投资要请专业人士管理，另外，就是要有创新精神。(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