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勇刚

　　1983年，我大学刚刚毕业，分到国务院交通部政策研究室。有一天，领导要我跟一位老同志去深圳经济特区蛇口工业区出差。

　　这位老同志就是原交通部副部长潘琪。

　　我问他：我们去蛇口干什么？

　　他拿出一份光明日报，上面有一篇潘部长写的文章：《交通信息化》。在上面我第一次读到了“管理信息系统”六个字。

　　接着，潘部长给我讲了一打堆关于信息化建设的好处：给我的感觉是主要是能解决决策官僚化的问题，能给我们带来民主化；那时我大学刚刚毕业，最喜欢的两个字就是：民主。

　　记得数字经济刚刚浮现的时候，许多专家为我们描述了共产主义就要实现的蓝图——事实是：我们迎来了网络泡沫的破灭。

　　潘琪的理想是：既然我们要搞一个最最先进的试点，必然要找一个条件最好的地方，当时除了蛇口工业区在中国就没有其他地方了。

　　我们一到蛇口，有人就说，我们这里连电脑都没有，怎样搞管理信息系统？我们有一位专家说，可以先建信息字典。什么是信息字典？信息字典与管理信息系统的关系怎样？这位专家也说不清楚。当地最高长官袁庚没有反对我们要建管理信息系统的努力。

　　事情的结果大家肯定是可以想象出来的，我们的努力失败了。

　　我们在蛇口烧了第一把数字化建设的火，不知道其中有多少意义；反正蛇口现在的企业可能80%以上都建起了管理信息系统。

　　历史不止一次的告诉我们：做任何事情，把握那个时机点极其重要。

　　所谓数字化，第一个道理就是要卡这个数字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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