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亚明博士
张卫星的方案,对于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是看得很清楚的,并不是他们糊涂,我也是搞经济研究的,这是现行体制决定的,是一种制度安排。早在96年以前就有学者呼吁国有股的流通问题,方案中也涉及到国有股的定价问题,但当时国有企业的“脱困”问题没有解决。一级市场“圈钱”资助国有企业渡过难关成为必要,二级市场“圈钱”大力发展机构投资 者的行为就不奇怪了,是因为我国资本稀缺性导致的,适度保持泡沫,增大货币供给是经济增长的需要也是政治需要。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的市场化道路演进,社会阶层的收入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产权结构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根本是由明晰的产权制度安排作为基础,有效市场为桥梁,公正的立宪制度作保障的。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这种结构型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利益分配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人们开始呼唤公正的市场化原则,没有上述的原则,绝不可能根本杜绝权力的市场化(贪污腐败的温床)。我国的市场化改革跟前苏联的改革唯一不同之处是我们的改革是经济推动政治改革,而前苏联是政治推动经济,这一过程他们花费了38年,最终运用了萨克斯的“休克疗法”。
而我国采取的是渐进的制度变迁。
国有股的减持的意义决非减持本身,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不可调和的“硬核”,是我国21世纪能否发展的重大政治经济问题,是一场真正的产权革命,是立宪制真正的实施前奏,它可能重新修订我国的五十多年的历史,即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体制的根本转变,是按劳分配原则的彻底破产(按生产要素和按劳分配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它可能首先面临的是第一把共产党的财产同国家的财产分离;其二把国家的财产同不同阶层的群体中分离。这是本世纪中国走向富强的原动力(清晰有效的产权制度安排,公正合理的立宪制度,高效“三公”的市场资源配置)。这绝不是什么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重大的政治问题。这需要无比非凡的政治勇气和为中华崛起的历史责任的政治家。关于国有股减持的公开讨论,但愿是中共十六大理论重大突破前的舆论准备。
国有股减持无论是扩股也好(股民欢迎,有动力机制),缩股也罢(缩股现实难度较大,非流通股的多次产权易手,使利益阶层的利益矛盾难以调和),我国现有近十万亿的存款(包括本币、外汇和转移支付等),单就资金来讲是不存在问题的。只要本着历史的、“三公”的原则,必要的法律安排,我想一定能获得多赢的局面。
但在减持过程中必须注意几个核心步骤:其一必须设立封盘期(至少半年),在封盘前设置流通期(一月或两月),为没有机会参与的非股民提供机会;其二在封盘期内核实所有买卖成本,所有暗箱操作的资金公开化计算其成本,杜绝庄家用少量资金推高的虚伪股票价格,可采取自报成本的方法,如有虚假将取消扩股机会的严厉惩罚;其三新股停止发行,待封盘期完毕;其四减持原则和方法必须明晰,对各类非流通股一视同仁;其五减持期为封盘期内直至减持安排完毕;其六定价原则以净资产加权数为扩、缩、送、配股基数,具体操作可多样化,引入股民认同机制;其七封盘期结束国有股一次划转社会保障基金管理委员会,保持其运作的完全独立性,其司法监督交由全国人大代为总管,证监会负责日常管理。
让我们以深切的祈祷,迎接中国的明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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