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俊停

　　元旦以来，股市暴跌，以上证指数为例，已由年前收盘的1645.97点，跌到2002年1月14日的1485.11点，7个交易日下跌160余点，1500点的所谓“政策底”已经击穿。我们不禁要思考：股市暴跌，倒霉的仅仅是股民吗？

　　问题没那么简单。考虑到我国金融系统的不规范，实际上没有完全执行分业经营，股市暴跌到一定程度，很有可能引发全面的金融危机，甚至把信任危机和恐慌情绪扩大到经济领域之外，如果不把风险控制在苗头阶段，错失机遇再想挽回，代价要大的多。股市暴跌的深层影响已到了需要管理层严重警惕的关头。否则，倒霉的不仅仅是套牢的股民，保户、储户都有可能受到影响，银行、保险、证券、财政的潜在危机很有可能因此全面引发。

　　银行与股市合法接通的是股票抵押贷款，商业银行在证券交易所有自己的专门席位，这个席位上的股票只准卖出，不能买进。目前，很多商业银行都开展了股票抵押贷款，但按照规定商业银行贷款规模不能超过券商注册实收资本的80%，券商整体规模500亿元，最高能够获得400亿元的股票抵押贷款。不过令人担忧的是商业银行违规开展对企业和个人的股票抵押贷款也很多，具体数字很难掌握。2001年11月至12月，人民银行组织四大商业银行，对部分二级分行进行了银行承兑汇票业务的专项检查。此次检查共涉及分支机构851个，业务12万多笔，金额1100多亿元。检查发现，银行承兑汇票业务违规问题严重。2001年1月至9月期间开办的银行承兑汇票业务中，违规承兑比例为12%，违规贴现比例为17%。据估计，股市的银行信贷资金在5000亿元左右。

　　曾有一位著名经济学家指出,中国银行业之所以没爆发危机,主要是因为普通储户并未把银行当作金融企业，而给银行业赋予了国家信誉。中国入世后，国有商业银行的企业化改制和市场化改革，必然逐步转变储户的这一看法,还商业银行的本来面目。世界银行的中国问题专家曾经说过，中国的银行业要花10年时间准备入世。中国银行行长刘明康1月12日说，准备得好不需10年，准备不好10年也不够。国有商业银行必须争取5至10年内成为有竞争力的商业银行,否则将无法生存。资本是银行抵御风险的根本,目前,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在资本实力等多方面与外资银行差距明显。1999年世界十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平均为11.5%,其中花旗银行为12.43%，瑞士信贷银行19.1%，而按中国银行的标准测算，2000年末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平均为5.7%。如果按国际标准计算则更低。美国银行的不良资产率普遍在0.67%以下，欧洲在2%以下，而中国四大国有银行截止到2001年9月底，不良资产比例占26.62%,考虑到已经剥离的1.3万亿元不良资产及债转股贷款，按著名经济学家樊刚的观点，实际不良资产比例可能达到40%。

　　股市暴跌造成证券市场内的银行资金损失越来越大，证券公司的委托帐户与自营帐户未完全分开前，一旦出现支付危机，必然造成资金链断裂，进而引起对投资者对银行的连锁恐慌，这很可能演变成系统性金融风险。在目前状况下,银行根本承受不住储户的信任危机,银行业对国民经济的杠杆作用很大，稍有闪失将直接影响社会稳定。

　　二、股市暴跌有可能引发保险危机。

　　在中国的入世承诺中，保险业的开放次序最靠前，其次才是银行业和证券业。但年轻的中国保险业同样隐含着偿付风险。我们知道，保险公司的盈利主要来自三方面，即死差异、费差异和利差异。经过成熟的精算过程和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死差异、费差异不会有太多空间，保险公司的赢利渠道主要聚焦在利差异上。可是中国保险公司曾在高息时期背上了太多的包袱，有人预计保险业利差损在500-1000亿元。中国保监会主席马永伟指出，中国保险业的利差损风险，是由于在高速发展时期签下大量高预定利率的保单，在银行多次降息之后而逐步累计起来的，尤其在人身险方面更为突出。这不仅对中国保险业的偿付能力造成很大的挑战，也成为影响中国保险业稳定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

　　过于狭窄的资金运用渠道严重限制了保险公司的获利能力。有人说银保之间的协议存款是“给保险公司一条活路”。1999年银保之间的协议存款还相当少，2000年热潮渐起，到2001年，其规模又有了空前的发展。现在保险公司的协议存款已构成银行存款的关键组成部分，预计到2001年底，保险公司与商业银行办理的协议存款余额将超过1000亿元，约占目前保险公司4000亿总资产的四分之一，同时也为商业银行提供了大量的长期资金。因此，协议存款已成为保险公司与商业银行资金连接的重要纽带，同时也是金融风险传递的重要纽带。一旦银行经营不善出现支付危机，本息不能及时返还，后果将不堪设想，不可避免地将殃及保险行业，金融风险会迅速社会化，瘫痪整个社会。

　　自1999年10月平安保险开办投资型保险以来，保险业通过新型保险的投资帐户，经由证券投资基金，受证券市场波动的直接影响越来越大。我们可以看看近邻的例子，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本引进投资连结保险时，正好是经济高涨期(泡沫经济时期)，由于商品的新颖性吸引了不少消费者，一时成为人气很旺的保险商品。那时，传统寿险商品受到了挑战。但是好景不长，步入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泡沫经济开始破灭，开始进入长达10年以上的经济危机。此时，官定利息不断下降，最后下降到0.25%。由于投资回报的减少，保户在经济高涨期加入投资连结保险后，由于经济的衰退，受到了极大的损失，随即和保险公司发生纠纷，导致诉讼案件不断出现。投资型保险不但没化解反而加剧了利差损，在投资失败和保户大量退保的情况下，保险公司纷纷倒闭。去年下半年以来，有关媒体报道了国内投资型保险存在不规范宣传的问题，保监会也及时发文，一方面规范保险公司在新型保险方面的信息披露(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已于2001年12月6日颁布了《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管理暂行办法》)，该《办法》将于2002年1月1日起实施。对于此前已经在保监会备案的人身保险新型产品将于2002年3月1日起遵照此《办法》进行信息披露。)，一方面提醒消费者购买时应留意的注意事项(中国保监会2001年12月29日《关于购买人身保险新型产品有关注意事项的公告(保监公告第32号)》)。同时监管重点也在由对市场行为的监管转向对保险公司偿付力的监管。但如果股市持续暴跌，保险公司化解潜亏就将成无源之水。

　　三、股市暴跌必然影响经济大局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经济环境空前严峻。一方面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衰退不但对我国外贸形成压力，而且其他国家为转嫁经济危机必然加剧对我国国内市场的争夺。另一方面，我国国有企业(包括金融企业)在入世后逐步开放的背景下，必须快速完成市场化，才能面对国际化竞争。经济成功的转轨需要政府投资拉动和内需旺盛作为条件。股市暴跌恶化了这一条件，进而影响经济大局。

　　首先，经济发展关键是启动内需，而股市暴跌会产生负财富效应，居民本着预防性需求，必然进一步紧缩开支，加剧通货紧缩。第二，企业(包括金融企业)在消费低迷和竞争加剧下，急需上市输血，而股市暴跌使证券市场融资功能必然大打折扣甚至完全丧失。第三，就政府而言，投资拉动内需的空间已经不大，财政潜在风险极大。根据前世界银行驻中国首席代表鲍泰利(Pieter Bottelier)的估计，包括官方数据及潜在债务在内的所有政府债务在2000年时早已经超过GDP的100%。更严重的是，无效率的税收系统与依赖庞大债务支付的政府支出，使得中国在公债的还本付息的能力受到很大质疑。在1995年时，公债的还本与利息支付总额为499亿人民币，相当于新举债务的42.5%；到了1998年，公债的还本与利息支付总额急剧增加为2353亿人民币，相当于新举债务的70%。在1989年时，只有少于3%的政府财政收入用来支付公债的还本与利息，但是到了1998年时，该数字已经高达24%。根据估计，政府在1992年支付52亿人民币的政府公债利息，到了1999年时已经高达830亿人民币，在七年之中上升了16倍。因此，中国已经到了无法继续以债养债的地步。而且，随着股市暴跌，一旦债券投资人担心中央政府无法偿还债务，或中国发生政治上的动荡，他们会立刻要求更高的公债利率，这将使政府债务问题更加恶化，进而产生恶性循环的灾难性后果。

　　中国股市不能“推倒重来”，连吴敬链老先生都讲，股市泡沫要“慢撒气”。谁都想“一夜解放全中国”，可是我们现在不具备“快撒气”的条件，一旦大家信心没了，重建起来可没推倒那么简单。我国渐进式市场化改革之所以取得目前的成功，其精髓就是在发展中通过增量的重新配置逐步解决存量问题。否则一旦失去稳定发展的局面，我们规范发展的条件都没了。今年“两会”和党的16大将要召开，是政治敏感期，需要稳定的经济环境配合。阿根廷由金融危机引发社会动荡，短期内换了5个总统。象中国这样的大国一旦发生金融危机，其后果是不可想象的。

　　股市暴跌，倒霉的绝不仅仅是6000万股民，当局者一时不慎很可能成为千古罪人，是该警醒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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