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1日，吴敬琏教授在北京长城饭店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可能是因为以前联系采访时一直被告知“吴教授没有时间”，总感觉他有些不喜欢媒体。然而实际上我们发现，坐在对面的是一位亲切、和蔼的老人，而且充满着智慧。

　　证券市场需要关心

　　记者：感觉上吴教授您一直关注许多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现在频频看到您对股市的发展发表见解，从呼吁人们不要过分炒作网络股，到后来的“股市论战”，是不是因为证券市场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才吸引了您的目光？

　　吴：通常人们对宏观经济的认识存在一些偏差，总是认为比较重大的问题是属于宏观经济范畴。实际上宏观经济管理讲的是总量管理的问题。我以前学的是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改革开放后，因为工作需要，又学习了比较经济制度分析，这是我在研究改革问题时的一个理论基础。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科学院(现社科院)经济研究所，50年代研究的是企业财务，对企业一直是很关注的。我的专业是比较经济制度分析，近年来的主要工作就是研究改革方向。从80年代中期，我就明确了一点，这是一次全面、系统的改革。所谓市场经济，就是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了基础性的作用，它是以企业为基础，与市场紧密结合的一个系统。在资源配置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资本的配置。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资本资源是非常稀缺的，对其配置是否有效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经济是否有效。资本市场是实现资本配置的场所，是市场经济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而证券市场则是资本市场的一个重要部分，当然需要关心。

　　我不是格林斯潘

　　记者：您对股市的看法常常会影响很多人，也会对市场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因此有人称您为“中国的格林斯潘”，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吴：我不这么认为。格林斯潘是美联储主席，也就是美国中央银行行长，而我则只是一个学者，做的是研究工作，没有这么大的决策能力。当然，也不能说完全不相干，只有一点沾边，就是我是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委员。但也只是“沾边”，不是“相似”。因为其一，我只是一个委员，决策的是一个集体，我是这个集体中唯一的一个学者委员。其二，中国的货币政策委员会同美联储的公开市场操作委员会也有很大不同。他们是个决策机构，我们更大意义上是个咨询机构，决策权在国务院。

　　记者：格林斯潘常常对股市发表评论，并频频利用利率杠杆来调节美国经济，您对此怎么看？

　　吴：格林斯潘有几次讲话很有名，如“非理性的躁动”、“投资者要注意”等，不过我最近接待了15家美国最大的投资基金(规模都在1000亿美元以上)负责人，他们认为这次美国经济出现衰退迹象，格林斯潘先生不是没有缺点的。

　　记者：那缺点在哪里呢？

　　吴：比如说，1996年的时候他曾宣称当时的股市处在“非理性的躁动”时期，但他并没有采取实质性的措施。相反，每次股市要跌的时候，就想办法“托住”。这样就造成一种道德风险，就是说投资者不怕股市下跌。

　　股市不是救济工具

　　记者：那您认为中国的股市中有没有这种“道德风险”？

　　吴：我不认为这一届的证监会会造就这种“道德风险”，因为本届证监会的周小川主席自去年2月上任伊始，就明确表示证监会不会干预股价。这说明，本届证监会对自己的职能认识是正确的。前一阵子，我看到香港的一篇报道称，周小川主席认为“中国的股市不是泡沫市”。我当时就很奇怪，因为这跟他一开始的态度是矛盾的。后来我就找了他当时的那份讲稿来看，其实里面只是因为有这样一句话：“股票价格总水平是供求关系的体现”，而那个媒体就把这句话解释成“不是泡沫市”，意思曲解的太厉害，与其原意相差甚远，要知道泡沫的发生也是供求决定的。

　　记者：对于我国股市的功能及其作用您有什么看法？

　　吴：今年3月，上海远东出版社为我出版了一本书，书名是《十年纷纭话股市》，将我近10余年来关于股市的言论汇编成册。从中可以看出，我一直关注这方面的问题。我想，我们首先要弄清的就是：股市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我们不能把股市作为圈钱救济国有企业的工具。关于这方面的思想书中谈了很多。在此就不赘述了。

　　批评针对泡沫现象

　　记者：当人们热炒网络股的时候，您曾经泼过冷水，现在纳斯达克跌了这么多，网络股也渐渐走了下坡路，您以前说的话都得到验证。现在有些人产生了对高新技术产业前景的悲观看法，那您现在对这个产业的发展前景怎么看呢？

　　吴：有人认为我是素以给新经济泼冷水著称的，其实这是一个误解。从我以往的言论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我的批评所针对的是我国股市上前一段热炒网络股，“沾网就升天”这种现象。而对于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高技术为基础的“知识经济”(欧洲人的称呼)或“新经济”(美国一些人的称呼)的态度一直是很积极的。事实上，一个世纪以来，汽车、微机等新技术新产品的出现都曾对市场产生过或大或小的冲击，由于非理性狂燥以及由此导致的市场崩溃会造成经济的短期振荡。而在振荡过去后，新技术新产品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作用仍会显现出来。因此我觉得，对于高新技术产业的长远发展持有悲观看法是没有根据的。

　　记者：您认为网络股泡沫的消退会对该产业产生怎样的影响？

　　吴：首先，即使对美国经济而言，网络股泡沫的破灭会在短期内对信息技术产业乃至整个经济造成某些消极的影响，但这并不会阻止高新技术产业的长期发展。事实上，最近一年来，“疯钱跑了，傻钱缩了，聪明钱仍然留下寻找机会。”全球上网人数继续高速增长，电子商务与传统商务结合起来，使E＋T》T。目前美国电子商务的销售收入总额已达一万亿美元。当然，由于1999-2000年网络泡沫膨胀时期的过度投资，和大量“超买”，加之过量供给能力，使美国高新技术的厂商的近期销售发生困难，要把失衡的经济调整到位，还需要一段时间。其次，中国信息产业所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信息技术产业尚处在幼稚期，它的发展还有很大的空间；对于中国的信息技术企业只在1999-2000年美国的网络股狂热接近尾声时才有所跟进，还来不及吹起太大的泡沫，因此，所谓“财富效应”造成的正负面影响，也都不像美国那样严重；此外，由于发达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受到泡沫破灭的打击，在争夺人才等资源的竞争上给中国企业造成了某种特殊的机会。

　　记者：那么中国企业要抓住这种特殊的机会，当务之急应该做什么？

　　吴：为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健康发展，现在需要防止“热炒概念”等“升虚火”的行为，而是要切实地解决高新技术企业创业所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对于企业来说，王志东先生说的对：“应当不再炒作或依赖所谓的概念，而是注重自身的业绩增长。”我同意这样的判断：“硅谷的特色，不在于这一地区取得了优异的科学发现和技术进步，而在于它孕育了大量优秀的企业。”在我看来，为了培育创业企业，当前最需关注的是：发挥国内科技人才的潜力；吸引更多的人才来华(或回国)创业；为创业企业提供更好的“孵化”服务，使“孵化”工作正逐渐走向社会化；改善高新技术企业的融资环境；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完善游戏规则，确立法治。

　　法律问题决不让步

　　记者：今年年初，您关于“中国股市像赌场”言论，引发了一场很大的股市论战，遭到了包括一些著名经济界学者在内的许多人士的反驳，这时候，您感觉有压力吗？

　　吴：(笑)没有什么压力。对于所谓的“论战”，我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其实1994、1995年的时候我就表达过这个看法。但是，我有不被理解的困惑。市场上有传言说股市跌了，是我的讲话的缘故，很多中小投资者也就因此信了。但是他们只要多了解一些情况，就不会轻信传言。不被人理解是一种遗憾，不过很快也过去了。比如对股市的争论，后来网上的调查表示支持我的人在后期上升到了70%。关于辩论，我认为最好就是各方把对于这个事情的理解充分地说出来。每个人都有发言权，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但是有关法律的问题，我决不让步。其实我倒是认为记者的影响往往要比学者大很多，因为媒体的语言通俗，容易为大众所接受，所以要引导正确的投资理念，需要理论界和传媒界的共同努力。

　　记者：您前面提及有个别媒体曲解了周小川主席的讲话，那您自己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

　　吴：有，而且有各种各样的情况。但是如果大家都本着一个目的，为把国家建设好，把市场建设好，那么就应该相互谅解，相互理解。

　　记者：那您会不会由此不愿意接受记者采访？

　　吴：的确，学者一般不太愿意接受记者采访，原因是学者在阐述自己观点的时候，要把假设的前提一五一十交代得很清楚，但传媒不可能这么做，否则又变成枯燥无味的学术论文了，没人看了。但有时候一句话经过媒体的放大，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然后又需要去解释，就会花费很多时间。

　　身体力行独立董事

　　记者：您平时工作很忙，那如何来调节紧张的工作节奏？

　　吴：以前是听音乐，但最近几年已经没有什么调节的方式了。(笑)

　　记者：除了做研究，您平时还给学生上课吗？

　　吴：尽管有很多大学请我当客座教授，但真正上讲台的只有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一家，当然我现在也在社科院带博士生。能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年轻一代，然后从他们的反馈中加深自己的认识，改正自己一些不够准确、不够深入或者过时的东西，是很大的乐趣。

　　记者：您还担任中国石油和中国联通两家海外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那么为什么您会选择这两家呢？以后还会不会接受其他公司的聘请？

　　吴：首先，这是因为这两家海外上市公司是最先改制的大型的国有企业。第二，我们在1992年的时候就提出公司应设立独立董事，奋斗了这么多年，终于被大家都接受了，成为公司常规性的设置，我自然要身体力行。不过，当一个独立董事需要从头学习很多东西，因此就算再想担任其他公司独立董事，怕也是精力不够。 (记者 郑晓 舟徐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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