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两会”期间，武汉关于股指期货的提案重新唤起人们对股指期货的极大关注。争论也随之而来，董辅、萧灼基等经济学家认为推出股指期货的时机还不成熟，而吴敬琏、刘鸿儒等另一批经济学家则表示已经到了建立股指期货市场的时候了。日前有消息称，摩根斯坦利中国外资自由投资指数期货5月7日将在香港期货交易所正式上市交易，接下来的是一个悬念：股指期货交易试点放在武汉，还是上海?武汉还是上海？

　　在离武汉汉口火车站不远的地方，矗立着一栋不算高大的建筑，这里曾是武汉国债交易中心和柜台交易中心。曾经热闹非凡、人头攒动的地方早已门可罗雀，冷冷清清。宽大的交易屏幕和一排排交易终端默默被遗弃在那里。有关人士介绍，这里曾是华中地区最大的国债交易地，这些交易设备当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为了服从中央对中国资金市场一盘棋的整体安排，于1998年关闭了这个市场，设备也被闲置下来，直到今天。

　　“现在，如果搞起股指期货市场，这些设备和场地完全可以胜任，不需要额外的投入。当时做国债期货的一批人都还在武汉，武汉地区的高校还有两个金融博士点，在人才上完全有能力支持股指期货市场的发展。”武汉大学商学院教授叶永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这番话显然是有的放矢。国内有学者曾认为，在第三地单独再搞一个股指市场，会增加成本，没有必要。

　　武汉市政协副秘书长吴勇则认为，在武汉进行股指期货的试点在成本方面不存在问题，这方面武汉并不比上海差。各有各的道理

　　以武汉市为圆心，以1000公里为半径画圆，可以东达上海，西抵重庆，南至广州，北到北京。从武汉到以上四个城市，乘火车都可以做到朝发夕至，乘飞机约在1小时左右，中国12亿人口有八亿在这个圆圈之内，仅从长江中上游来看，也有3亿人口在此圈内。同时，它还是我国内陆重要的金融中心，人民银行、证监会和主要商业银行的华中地区总部均设在武汉。目前，武汉市有各类金融机构2257家，其中证券经营机构81家，专业证券公司3家，证券从业人员3000多人，股民120多万人。金融实力在全国来看也不弱。武汉人认为这些是其取得试点机会最大的本钱。

　　然而，一些证券界人士指出，如果要选择试点城市，上海更为合适。理由是上海将被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各方实力不容质疑。现已有适合开展股指期货交易的上海期货交易所，且中国的主板市场也在上海。同时，受中国证监会委托，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00年已完成股指期货的课题研究，其中包括股指期货可操作方案的设计。

　　没有人想到提出第一个要求试点的城市竟是武汉。无怪乎当武汉提出这一提案时，引来无数惊讶的眼光。这也让精明的上海人大出意外，于是，在人代会上，上海代表、经济学家秦池江提到“尽快上市股指期货”的建议时。对股指期货上市地点选择的问题说，应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综合环境优良的国际化大都市，二是有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的潜力。明眼人一看便知其中含意，只有上海才能满足这两点。据理力争

　　而武汉提案报告的执笔人叶教授认为，上海的条件的确比武汉好，但武汉也是股指期货理想的试点城市。市场的建立也可以竞争，这种竞争除了城市实力等微观的层面上的，还要从国家整体经济战略部署上去把握，中西部要发展，离不开资本市场的发展，况且武汉在期货交易的硬件和软件上都不差。

　　为争取股指期货市场试点，武汉股指期货研究课题组的报告提出：我国目前的两家证券交易所都设在东部沿海地区。到1999年，在沪、深两个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已近1000家，但西部地区除四川重庆上市公司数目较多外，其他省、市、自治区平均仅拥有10家左右，远低于全国27.5家的平均水平。

　　中国要加快现代化的步伐，使东部、西部、中部协调发展，必须使资本市场得到协调发展。否则，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中的资金流量持续从中西部向东部涌流的格局，将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中提出的从东部向西部推进的部署不相适应。因此，为了加快中西部的发展，缩小东部地区和中西部的差别，中国必须加快中西部资本市场的建设。

　　另外，股指期货从市场结构、交易方式、风险特征等方面，几乎完全不同于股票现货交易。正因为如此，美国、英国、香港、新加坡等，都运用了股指期货交易与股票现货交易相分离的方法来构建股指期货市场。我国目前的商品期货交易市场，仍处在初创试行阶段，把两个市场混在一起，会使风险叠加，不利于试点的顺利进行，对两个市场都没有好处。报告认为，把股指期货市场放在第三地的做法更加合适。分离的优势在于有利于证券和期货风险的分而治之，同时进一步加强对商品期货市场的监管和发展。

　　对于把股指期货放在第三地可以分散风险的的提法,上海有专家认为，如果采用分离模式，让期货与现货在两个市场分开进行交易，只会给投资者和代理商带来更大的麻烦，对市场发展不利。股指期货只能放在上海，而且只能放在上海交易所。

　　武汉证券界人士对分离模式表示可以理解，但作为把市场放在武汉的理由，不少人认为比较牵强。在地域上的分离，并不能减少多少风险。现代的交易系统和通讯手段已经抹平了地域上的距离，人们可以在同一时间，不同地点进行交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市场设在上海和设在武汉没有多大差别。像以前的“万国国债期货事件”类似的事情在现在强调监管的市场环境下，发生的机会不大。沪汉之争实际意义不大?

　　有媒体指出，由于股指期货交易必然利用电子网络技术。因而，地点之争的实际意义不大。

　　然而，股指期货市场放在武汉对该地区意义非同一般。武汉在整体经济实力落后上海是不争的事实。两大支柱产业区沌口开发区(神龙汽车所在地)和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中国光谷”所在地)的贡献对武汉经济发展还有待时日。在武汉建立股指期货交易市场不仅可以缓解中西部发展资金短缺问题，还可以带动武汉其他产业如房地产、旅游业的发展。

　　武汉人争取股指期货试点的心情已经迫不及待。从提案报告的出台到全国政协会上亮相，到3月20日武汉召开股指期货的本地专家研讨会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据透露，武汉将在今年的5、6月份举行专题研讨会，邀请全国的专家来汉讨论。

　　叶永刚教授认为，股指期货市场可以不止有一家，国外的股指期货市场的结构也是如此。武汉和上海的关系是一个相互促进的关系，武汉的股指期货搞得好对上海的现货市场绝对只有好处。

　　而吴勇则表示，武汉能不能成为股指期货市场试点城市，关键看中央的统筹安排。武汉如果争取不到，还可以搞其他的金融衍生工具市场，“我们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但我们会全力以赴，‘光谷’落脚武汉就是很好的例子。”吴说。

　　中国证监会目前还没有对股指期货市场试点地点问题作任何表态。证监会首席顾问梁定邦目前表示，股指期货不会先于创业板出台。

　　花落谁家，尚未可知。或许，在我们正在聚焦武汉和上海时，不知还有哪座城市正暗中着力，准备异军突起。背景

　　早在1993年，海南证券交易中心就推出了6个交易标的物的深圳股指期货交易，并按照国际惯例建立了保证金等多项规章制度。但由于当时我国的证券市场还刚刚起步，相关经验不足，各项监管制度还不完善，市场出现了许多问题，助长了投机行为。同年9月，有关方面责成该交易中心停止股指期货交易。

　　经过近10年的发展，中国证券市场在市价总值、上市公司数量、交易量等方面都具备了相当规模，市场运作与监管也日趋成熟，为股指期货的再次推出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由于中国目前的股票市场存在着巨大的系统性风险，为了规避这种风险，越来越多的人将注意力重新放在了股指期货上。

　　许多证券机构甚至已经在提前展开了对股指期货的研究。湖北的提案无疑给股指期货乃至其他衍生金融产品的推出打开了想象空间。

　　建成中国内陆最大的金融中心，是武汉人的世纪之梦。争取第三个交易所和创业板未果，并未打消武汉人的热情。2000年底，湖北省和武汉市向中央领导汇报工作时希望中央能给一些政策，以便把武汉构建成全国金融中心之一，更好地为中西部经济腾飞服务。

　　3月5日，“两会”期间由几位来自湖北的政协委员提出一份《关于在武汉进行股指期货交易市场试点的提案》，引起了与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立刻成为会上会下的热点。(李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