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3月9日，北京国际机场国际航班通道，一位衣着无华的女士推着一大车行李通过海关。海关小姐询问行李是何物，持什么护照？女士饶有风度地低声回答：行李是日用品，持的是中国香港特区护照，于是照例放行。值勤的海关小姐并不知道，这位被她询问的女士乃是国务院新任命的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查史美伦。作为中国政府的副部级干部上京履新，没有人护送，没有前呼后拥，没有走特别通道，这便是平实朴素的史美伦。

　　喝采声中 悄然登场

　　今年2月中旬，国务院公布了一批国家工作人员的任免。其中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史美伦的名字立刻引起海内外证券界人士及关心证券市场人们的关注。很多人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香港媒体反应热烈，并强调指出，港澳地区专业人士担任中国中央政府副部长级领导，在中国尚属第一次，业内人士也都认为，这项任命的意义非同寻常。香港传媒尤其关注的是，委任香港专业人士担当如此高位，对中国在证券监管及运作方面达到国际水平能起到什么作用。香港舆论认为，史美伦在香港证券界的经历对于大陆这个尚未成熟的证券市场是十分珍贵的。长远来说，这对于监管机构及投资者来说是一个双赢的局面，监管机构因此更容易赢得外界的信任及先进的经验，而投资者则能够拥有一个更值得依赖的投资环境。在许多人的眼中，史美伦的任命可能仅仅是个开始，以后将会有更多的有经验的港澳台专业人士陆续进入中国证券市场的管理层，从而促进内地证券市场规范化的进程，迎接入世后国内外证券业更为激烈的竞争。

　　香港的证券界人士称：“史美伦加入中国证监会是个令人鼓舞的好消息。”同时，她的任务也是艰巨和富于挑战性的，她的经验如何有效地在中国证券市场发挥作用将有赖于她本人与中国证监会管理层的共同努力。香港证监会前任主席梁定邦于2年前已担任中国证监会首席顾问。因此有理由相信，新上任的史美伦将与梁定邦一样，将香港以及国外证券监管的先进经验带给祖国；内地与香港证券监管的互补互融对于两地的证券市场无疑是个利好。不少香港证券界从业人员称赞史美伦在业务上具有强硬、专业、注重保持团队的特色。沈联涛主席也评价说：“史美伦对香港证监会和证券界贡献良多，实在是业界的典范。”

　　全国人大代表、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大春对史美伦评价是“她很厉害，是个女强人。中国证监会聘请她当副主席，说明管理层确实下决心要规范中国股市。”曾任香港上市公司——中远太平洋集团的董事局主席的张大春对本刊记者说：“我在香港做上市公司老总时认识史美伦，她是一个非常严的执法者，只要听到风声就会去查，但只要把事情说清楚了，确实没有问题，她也是通情达理的。”史美伦参与中国股市管理的好处是，她不知道背景和关系，没有负担，上市公司有违法违规问题就要查，按规矩办事。

　　学有所长 系出名门

　　尚未出师，先获好评。未曾到岗，已得信任。史美伦是何方神圣，竟能获此殊荣？今年50岁史美伦，生在上海，长在香港，1972年获美国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文学士学位；1982年获美国加州圣达嘉娜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83年在美国加州及美国联邦法院工作；1985年任美国高特兄弟律师事务所香港办事处律师；1991年加入香港证监会，任助理总监；1993年任香港证监会高级总监；1994年任香港证监会执行董事；1998年任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副主席及执行董事，掌管该会的企业融资部。该部负责监察香港联合交易所的上市职能，监管公众上市公司的收购活动及中资上市公司。此外，史美伦同时还有着香港科技大学校董事会成员和香港太平绅士的头衔。

　　在香港证监会，她负责监督该会的机构传讯部、投资者教育组、人力资源及培训科的日常运行，同时兼任收购及合并委员会的委员。史美伦与现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高西庆曾有过合作关系，早年当高西庆在美国时，两人即已相识，并曾共事多年。而1993年，首批H股赴港上市时，当时任中国证监会发行部主任的高西庆与史美伦再度建立合作关系。今年3月中旬到任的史美伦，在香港证监会工作出色，而且非常有权威。香港证监会主席沈联涛在回顾及展望证监会工作的时候表示，2001年香港证监会最大的损失是失去副主席查史美伦，而香港证监会虽然较早前已就副主席一职进行公开招聘，但用沈联涛的话来说，却是“至今仍未找到合适人选”。

　　史美伦在香港的名字应为查史美伦，是香港著名实业家查济民的儿媳。她的丈夫查懋成是查济民的次子。查氏家族在香港一向以低调稳健著称，旗下有3家上市公司──名力集团、香港兴业以及中国印染公司，市值超过100亿港币。查济民祖籍浙江海宁，是香港中国染厂主席、兴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和名力集团主席。其名力集团主要业务除了物业发展与投资、酒店经营、制造、贸易之外，还在香港上市的中国移动及内地第一家中外合资的投资银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当中持有股份。

　　1951年来港定居的查济民，头衔颇多：香港太平绅士、港事顾问、东华三院总理、北侨福利会会长、仁济医院董事局永远顾问、香港城市大学荣誉博士、香港城市大学荣誉博士。1997年在他耄耋之年荣获了香港特区政府颁发的“大紫荆勋章”。更值得一提的是，1994年，查济民及其家族，捐出2400万美元，在中国设立“求是科技基金会”，专门用于奖励有杰出成就的中国科技工作者。其实，指引查济民走上成功之路的是他的岳父刘国钧。刘国钧先生是江苏省纺织印染行业知名的白手起家的企业家，新中国成立，公私合营后担任江苏省副省长10年，被誉为中国的“红色资本家”。1999年10月，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将该台发现的一颗小行星命名为“查刘璧如星”，以表彰感谢查氏夫妇捐资赞助中国科技教育事业的拳拳盛意。不过，如果认为史美伦受聘中国证监会是依靠其夫家的关系，恐怕就太小看这位查太太了，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看走了眼”。

　　主掌监管 胸有成竹“事先说明，我对两类问题不回答。第一，不评论内地股市，因为还不了解情况；第二，只谈工作，不回答有关私人生活方面的问题。这也是我一贯的态度。”这是史美伦2月21日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所做的开场白。记者没想到，这位身材娇小、笑脸迎客的女士，具有如此硬朗的作风。

　　作为香港证监会副主席，史美伦在证券市场监管方面说一不二，香港曾有传媒把她称为“铁娘子”。然而，入主中国证监会，几乎进入一个全新的环境。对此，史美伦感到了压力。她说“还没上任大家就把焦点放在我身上，真有点不习惯。其实，因为我是第一个境外人士担任这样的职务，所以引人注目，我们应该清楚，虽然领导很重要，但任何制度都不可能靠一个人，一个人的作用有限，国内的改革方针很明确了，各方面都在努力面对市场的挑战。我觉得很幸运，有机会到内地参加这方面工作，可以与国内证监会的朋友并肩，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只看去年1年，中国证监会在规范市场方面就制定了很多条例、条款，很有成就。”

　　她认为，中国市场潜力很大，可做的事很多。市场发展了10年，当中一段路也走得很快，如今，深沪两市场规模越来越大，尤其在技术方面。年轻，没历史包袱，反有很多优势。要从加强中国股市的透明度着手，加强对公司的监管。她指出，股市中最重要的成分是上市公司，这是产品，产品的好坏将影响市场的质素，所以上市公司管制不好，市场发展空间就有限。公司管制提高了管理阶层的管理意念。同时要进行的是对投资者的教育，尤其在新兴市场，对有关上市公司或有关股市的表现，投资者并不真正了解，跟风普遍。香港也有这类情况，美国亦然，去年纳斯达克指数上升，就有很多人狂追，发展很成熟的市场尚且如此，不用说新市场。此外，公司管制中会计审计很重要，去年美国证监会主席就以会计标准为改革研究的课题，美国成熟市场都觉得可改良，何况香港或内地。现在的分歧是，美国很多监管者坚持要用美国的会计标准，欧亚国家都希望延用国际会计标准。

　　她期望改善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会计制度，由于她对内地会计标准还不熟悉，表示上任后将进行全面了解。目前，香港和内地都仍是半年一次报表，她希望可以慢慢改为季度，但有阻力，很多上市公司提抗议，一因繁复，二因费用高。她希望逐渐改为季度报，这样更为合理。

　　中国政府把2001年作为中国股市的“监管年”，而随着一些市场违规行为近期逐渐被揭露，社会舆论要求加强监管的呼声甚高。史美伦在此时走马上任大有临危受命之感，她说：“在获得任命之前，我并不知道今年是‘监管年’，但是，对于监管者来说，每年都是监管年，我的工作就是监管。我不希望大家对我期望太高。监管要靠整个机构，而不是靠某一个人。”她的监管原则是要要坚持“四公”原则，即是公平、公正、公开，然后才有公信，没有投资信心，市场如何会好？上市公司再好，没有人来投资，没有交投量，就不活，就不是成功的市场。

　　史美伦对自己能参与中国的证券监管“很感荣幸”。她说：“机会确实很难得。现在是改革时期，我有机会参与监管工作，和朋友们一起在这方面努力。”其实，史美伦和内地的监管机构早有合作，彼此并不陌生。谈及在香港证监会10年风雨中“最难忘”的事，她毫不犹豫地说出两件：一件是1999年联交所与期交所的合并，另一件就是1993年第一只H股在香港上市。史美伦回忆说：“早在90年代初，当时中国证监会还没有成立，我们主要与体改委的朋友们合作，参与起草H股上市的条款和各种文件，到内地去了很多次。有时一个月要往返三四次。当时，到境外上市还是一个新课题，什么都是新的，什么都没尝试过，大家也需要一段适应的时间，也需要了解香港方面的情况。联交所和证监会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1993年‘青岛啤酒’、‘上海石化’上市以后，我们在内地和香港举办了不少研讨会，介绍香港上市的环境、上市公司的责任。这些我们觉得非常有用。这么多年以来，在香港上市的H股公司已经非常熟悉香港的情况了。”

　　谈到香港与内地的不同，她说：“香港证监会一般不接触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的审批权都交给联交所。因此，在香港我们监管机构只负责制定政策，某一个公司的上市，我们不会管。”她强调说：“我要纠正一种看法，就是股市指数的上下波动，是与监管者无关的，也不应该有关系。指数的上下是市场的表现，是公司的表现。监管者能够做到的就是，提供一个健全的监管架构和环境。监管者每一天每一个小时，要跟踪整个股市，如果发现某一家公司的股票，与过去60天成交情况相比，价格、成交量方面出现异动，我们就要查问是什么原因，是不是走漏了‘内幕消息’。”

　　史美伦认为，被监管者与监管者永远是一对矛盾。监管者当然希望，披露的越多越好，监管越严越好，但被监管者的希望则相反。而且，股市出现“牛市”时，大家埋怨监管太多；出现“熊市”时又埋怨监管不足。不管怎样，史美伦认为，最重要的是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公信”四个原则。市场不是监管者单独可以建立起来的，由投资者、上市公司到证券商、投资银行再到监管者，每一个单位都有自己的责任。”

　　打工女皇 拒谈收入

　　几年前年薪即达500万港元的史美伦，被香港人戏称为“打工女皇”。“打工女皇”到内地工作的薪水几何成为许多人感兴趣的问题。此前，梁定邦在中国证监会的1元年薪是人所共知的。那么，史美伦呢？此间传媒对于史美伦的薪金待遇有多种版本，有的说月薪3000元人民币，有的说年薪数百万。当本刊记者再提出此问题时，史美伦的回答是：“感谢大家的关心，我不愿意澄清，也不作任何评论，待遇会很合理”。记者进一步问：“那是不是可以肯定，不是3000元？”史美伦则笑而不答。

　　据悉，中国证监会将会在北京为其提供住所，她将常驻北京，承担全职工作。她2月28日结束在香港证监会10年的工作后，3月15日在北京正式就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一职，目前还不知道明确的限期，她只是答应会为中国证监会服务2年。

　　作为政府官员，她一定会遵守所有适用于其他公务员的行为规则。去年6月她宣布将辞去香港证监会副主席一职之后，沈联涛曾向她表示国内有证监会副主席空缺，其后内地朋友也与她进行接触。她去年年底与中国证监会接触，洽谈出任新职，并于去年年底放弃美国护照，改持香港特区护照。对于真的能够获此重任，她表示感到非常光荣，认为这对于国家来说是一个新的尝试，对于她个人来说也是个新的尝试。

　　从今以后，可能会有更多海外人士参与中国政府的工作，不一定局限于金融领域，可能还有其他专业。至于能够被委任的原因，她相信这与其在香港证监会的经历有关，而这方面的经验对于中国证券市场的改革可能有所帮助。之所以接受委任，她认为这是一个难能可贵的机会，她由此可以参与内地金融市场的发展，为国家服务，富有挑战性。她希望能够多了解内地的市场，盼望与内地的同事携手合作。

　　单刀赴会 常驻北京

　　史美伦与担任香港兴业公司董事的丈夫查懋成在美国留学时是同学，两人情深义厚，相当恩爱，他们有一儿一女，都在海外，一个已踏入社会，一个仍在读书。前年摩根士丹利举办音乐会，他们夫妻俩手挽手出席，非常亲昵。“我先生十分支持我，没有他的支持我是不会做的”——史美伦谈到决定接受中国证监会副主席一职时语气肯定地这么表示。她还说，家人也很支持她的决定，如果没有丈夫的体谅和鼓励，无法开展工作。先生也同意她留在北京，自己做京港两地间的“空中飞人”。所以，她已经没有后顾之忧，可以“单刀赴会”

　　新人上任 股市“利好”

　　人们从史美伦的履历中发现，她不仅是香港证监会副主席，曾担任财务总监，而且与现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高西庆同列于“香港联交所第二板市场工作小组名单”之中，并且是香港创业板早期筹划的历史见证人之一。这无疑对可能于2001年推出的内地创业板是个不小的“利好”。

　　中国创业板是投资者一直关注的焦点，从技术层面上看，准备工作已基本完成，但投资者在争论和等待中最终没能在2000年看到创业板──这一“中国经济迈向21世纪的标志性事件”的诞生。创业板的推迟，除了受去年年底凛冽的海外创业板寒风的影响外，中国证监会首席顾问梁定邦认为，创业板费尽“周折”是因为没有法律依据。而不少专家提出，创业板面临更多的障碍是建立创业板所需要的制度调整：创业板为谁服务，什么样的企业能上创业板，上市公司质量能不能保证以及监管能否跟得上等问题都成为争论的焦点。

　　对此，史美伦有自己的看法。在香港创业板设立前，史美伦发表过一篇名为《第二板市场的监管与环境问题》的文章提出，第二板市场是为那些规模小、历史短，但赢利前景好的企业提供一条通向公众的股本融资渠道；如果内地企业希望申请上第二板，企业的选择和审批过程如以市场选择为主并不受不适当的行政干预，则投资者有信心、有热情，反之则投资者态度难以预测，这一态度也许不表现在买与不买上，而是反映在买的价格上；对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保护是监管者的首要职能。在证券市场上，对投资者的保护主要是通过强制性要求发行者披露信息。但由于小企业自身的缺陷，信息披露的标准要打折扣，因此要研究如何在利于上市和利于投资之间取得一合理的折衷；中小企业股票由于总量小，易于被少数人操纵，所以有必要对这些股票的交易进行监察。

　　对于二板市场的信息披露问题，史美伦近日一再地强调：创业板市场的确存在交投的风险，因此要更强调信息披露的重要性。对于公司在商业方面的运作，在信息充分披露后，监管者没有必要替投资者作出决定。但如果将监管仅理解为信息披露，就存在着较大的片面性。就基本的市场架构、市场规则方面来说，保持市场稳定、提供健全的制度显然是监管者的责任，这对于任何市场，任何“板”来说都是一样的。中小企业的风险大，只能靠好的成长性来吸引投资者。当然，这一切都建立在创业板有个严格的监管机制，规范化程度更高，信息披露更严。香港创业板市场从开设至今，经历了大起大落，史美伦作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之一，曾面对过的市场障碍和规则漏洞，将是中国内地创业板发展过程中不可多得的经验。

　　国企上市 再添“帮手”

　　史美伦到内地就任，还使人联想到未来国企海外上市的发展规划。1991年，正值内地证券市场刚刚起步，香港许多人提出香港应该有特殊集资指向的第二板。“后来，我们觉得与其给小企业弄个第二板，不如争取给内地的企业建个融资的渠道。内地的市场要改革，要开放，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史美伦说，“当时并没有明确说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不过人们印象中比较好，而且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基本都是国有企业。那次研究讨论的结果是产生了H股。当然，H股以后又有红筹股。”而多年来，史美伦为推动H股到港上市做了大量的工作，当年筹备H股来港上市，面临着两地法律、会计均不同等问题，而香港在上市条例方面，特别为H股上市增加了一些规定，补足了国内法规方面的不足。在这种背景下，既当过律师，又曾为财务部助理总监，并且在H股上市过程中，对内地国企海外上市面临的问题颇为熟悉的史美伦，将来在协助上市国企达到一定标准，吸引国际投资者，从而加快推动国企的改革进程应会发挥很大的作用。

　　几年前，香港联交所前任主席梁定邦受聘担任中国证监会的首席顾问，他的到来，给中国的证券市场带来了许多先进的运作经验和监管理念，而这一次史美伦的到来，相信也会对完善中国证券市场的监管起到积极的作用。(本刊驻香港记者 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