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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汪涛 上海报道
连续两年多的熊市将券商仅存的一点虚荣蜕化得一干二净。
在中国证监会10月13日召开的上海会议上，与会券商再次对席位费及交易所收费问题进行探讨：席位费应允许退还，交易所收费必须下调。这已是券商第N次向管理层请愿，市道
惨淡，席位费如今成了他们力争的阵地。
与券商的态度相对应，两大交易所传递的信息同样强硬，席位费不可能退，收费属正常范围。纵使证监会出面协调，这仍然被业内人士认为是一场没有结论的纷争。
30亿之辩
为了解席位费的真实情况，记者走访了10几家大小券商，并尝试与两大交易所及管理层进行交流。
所谓席位费是指证券交易所会员按照证券交易所章程、业务规则向证券交易所交纳的交易席位使用费。有关人士透露，上交所目前有形席位和无行席位在3000个左右。
“每个席位当年缴纳了60万元，证监会是以风险押金的形式收这笔费用的。”某券商高层人士介绍，“深交所的席位数比上交所略少，席位费这一块，两大交易所席位估计有30亿人民币左右的资金存量”。
券商希望交易所能够建立席位退出机制。
按照交易所规定，证券交易所的会员要取得席位，必须向证券交易所缴足席位费，席位费的数目由证券交易所决定。会员一旦拥有席位，就不允许退。但是，在一定条件下，席位可以转让。
根据财政部有关规定，券商缴纳的60万元席位费应分10年计提折旧，这样每年每个席位需要计提6万元。某券商告诉记者，该公司拥有近40家营业部，交易席位100多个，这样一家中等规模的券商，每年席位费折旧计提达700多万，对力争赢利的券商来说个不小的包袱。
“关键是许多席位根本多余，公司100多个席位中实际上只需要70多个，可财务制度上依旧要计提折旧。”上述券商埋怨，“交易所应该适当采取灵活措施”。
券商难以忍受的另一个原因是每年居高不下的其他收费。
除了一次性缴纳的席位费，年费是券商每年必须缴纳的一笔开支，现在的收费标准为A股上海每个席位2万元，深圳每个席位3万，B股上海2415美元，深圳28302港元。
根据某券商为记者提供的该公司缴费清单，单向卫星通讯费上海2万元每站，深圳1.8万元每站，双向卫星年通讯费上海1.5万每站，深圳6万元每站。DNN年通讯费，上海234.08万元，深圳本地4万元每站，异地8万每站。通信的年入网费3.2万每个，共14个，汇总接入地面备份系统，24.08万。
除了席位年管理费用由交易所直接收取外，卫星通讯费、入网费都由证券通信公司收取。
“证券通信公司是交易所的下属公司，以前是交易所的一个部门，现在虽然分离出来，但人员编制等都是承袭交易所。”某券商愤愤不平的说“一家中型券商来说，每年交给交易所的费用在1000万左右。”
矛盾激化
1997年前后，由于市场规模迅速扩大，出现大量租用席位的状况，刚刚迁至浦东陆家嘴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券商席位进行整顿，基本杜绝席位租用的现象。原交易中心席位(30万元)，场外交易大厅席位(50万元)，若变更为本所席位，应补足为60万元。
但近几年市场的变化使得矛盾重新出现。证券市场持续低迷，交易量严重萎缩，而随着交易技术的更退，有形席位需求逐渐减少，由于席位不能退，券商申请的席位严重过剩。
“和无形席位相比，有形席位弊端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是风险控制上，有形席位不能进行客户资金的控制，容易出现误操作，其次是成本控制，无形席位的成本很低。”某业内人士说，“深交所则一直没有有形席位，上交所有形席位边缘化也是大势所趋。”
据悉，在10月13日的上海会议上，取消有形席位已经在券商内部达成一致，决策层也在积极酝酿废除有形席位，届时有形席位如何处置是第一个急需解决的矛盾。
禁止租用席位后，按照规定，在获得批准的情况下券商可以进行席位转让。由于市场需求很少，只有新设立的券商才会有需求，而且转让的价格也非常低，席位转让基本上不能解决实质问题。
集中交易带来的席位过剩问题更为严重。
几乎所有的券商都在试验集中交易，未来两年之内，集中交易将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
“客观的说，现在交易所与券商关于席位费存在矛盾，但还不是焦点。可随着集中交易大规模普及，席位费的问题将越来越突出。”国泰君安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说，“国泰君安就将在明年3月份选择一个营业部进行集中交易试点。”
业内人士分析，券商已经在研究制定集中交易方案，部分券商如银河证券等甚至已经开始试点工作，预计在明年年初将会出现集中交易大规模的推广。实行集中交易，通常3到4个营业部共用一个席位就足够了，这意味着两大交易所将有2／3的席位变得多余。
实行集中交易可以大量节省开支，一方面节省席位，另外由于多个营业部共用一个交易平台，卫星通讯、DNN等多项费用都可以共享。
某证券公司人士透露，交易所仍然坚持席位费不可退的原则，这意味着券商希望节省席位费开支的愿望落空。
要解决大量的席位费空置问题，还需要券商联合起来，与有关方面协商，遗憾的是现在还没有这种迹象，上述人士说。
收费是否合理？
“现在要求交易所建立席位退出机制，降低收费不大可能”，国泰君安人士认为，“市场情况在不断变化，当市场向好时，席位需求又将增加，交易所也有难处。”
在8月券商峰会、证券业协会内部会议多种场合，席位费一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争论话题，据业内人士透露，证监会在多种场合表示将与交易所协调。
券商对交易所通信公司收费的尺度提出置疑，通信公司通常先确定资金的盈亏点，然后再测算每个营业部应该交纳费用，上述人士说。
某证券公司营业部给记者传真了一份收费数据，该公司上海席位年费6万，深圳席位年费1.2万(平摊)，上海卫星数字广播费2万，单向卫星通讯接入费3.2万，深圳双向卫星信道费3.7万，PSTN费用4800元。合计16.6万。
该营业部财务经理对记者说，上海卫星数字广播费、单向卫星通讯接入费都是今年新增的，证券通信公司在服务模式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增加收费不合情理。公司提倡开源节流，现在节流不成反而成了开流。
交易所的收费可以更科学，而不是简单的摊派，该财务经理认为，市场走好时，券商不会在意交易所的收费，但长期的熊市下，交易所此举只能使得券商的亏损进一步加大，交易所应该考虑到券商的实际情况。
从另一个角度看，券商也应该从自身找原因，在降低内部运营成本上下功夫，如果希望交易所开恩只能将自己置于被动，一业内人士认为。
就收费问题，记者与两交易所进行联系，交易所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上交所一位人士对此解释，交易所是会员制，所有资金都是会员的，不存在高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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