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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郎咸平被聘为香港上市公司第一龙浩农业的独立非执行董事。而此前他一再拒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他对《财经时报》称：我希望通过实践在国内创立一种监管的新模式
本报见习记者郭大鹏
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讲座教授郎咸平，人称“郎监管”，又称“孤胆学者庄家天敌”
。他为坚持“辩方举证”的理念，在2000年香港立法局会议上，与世界10大投行展开激烈论战。他还提前警示：“著名的‘德隆系’在最近几年里通过一些操作手段，所赚取的利润总额高达50亿元人民币。但大家最后会发现，投入‘德隆系’的钱是拿不回来的。”
这样一位学者，一位曾多次拒绝担任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的教授，7月11日被聘为香港上市公司第一龙浩农业的独立非执行董事。《财经时报》为此专访“郎监管”。
监管新模式
《财经时报》：今年1月，您开始担任第一龙浩农业首席经济学家，日前又传来您担任第一龙浩农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消息。作为一位始终关心中小投资者的经济学家，担任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是出于什么考虑？
郎咸平：我希望通过我的实践，在国内创立一种独立董事监管的新模式，使独立董事可以真正起到保护中小股民的作用。我在第一龙浩要做一个主动的独立董事，首先，要按我的思想改变公司治理结构，决不允许操纵股价；其次，我要担任公司的预算委员会主席，监督公司的财务状况。这样，公司的市盈率建立在基本面上，中小股民的利益便会得到保障。
《财经时报》：为什么选择第一龙浩而不是其他上市公司？
郎咸平：以前有不少上市公司请我做独立董事，我都非常谨慎，没有答应，因为我不愿意被当做摆设，那只能是浪费时间。选择作第一龙浩的独立董事，首先是他们同意我改变公司治理结构和担任预算委员会主席的要求，这在其他公司是很难办到的。而独立董事如果不了解公司预算，就无法真正起到监督作用。第二是他们董事会的成员都是农业界的权威，在专业防沙方面有很好的前途。我一贯主张股价必须与公司的基本面挂钩。
《财经时报》：有报道说，第一龙浩主席兼行政总裁韩方明博士应邀加入中国农业科学院国际管理学院出任理事，德隆集团董事长唐万里也是该院理事会成员之一，并认为第一龙浩与德隆将有一系列合作。对此您怎么看？
郎咸平：这个现象我半年前就知道，但他们没有任何实际业务的合作，即便有也不要紧，只要独立董事起到监督作用，不允许坐庄操纵股价。股价逐渐上升才可以造福股民，但决不可以在操纵下忽升忽降。
独立董事要看公司预算《财经时报》：独立董事常有花瓶董事之嫌，即便现在，也很难得到中小股民的信任。您怎么看独立董事作用的局限性？郎咸平：中国的公司常常不愿意改变公司治理结构，不愿意让独立董事看到公司预算，这样独立董事的作用很难发挥，这也正是我要致力改变的现象。
《财经时报》：前一段时间，关于独立董事薪酬的问题有许多议论，有人说，薪酬少了没有积极性，薪酬多了怕被收买，您怎么看？
郎咸平：独立董事的位置首先需要良心和责任；其次要看权限有多大，是否受重视，钱不是主要问题。
《财经时报》：您做独立董事有报酬吗？郎咸平：香港蓝筹股独立董事的年薪是6.7万港币我的薪酬还没有定但我要求不要超过6.7万港币。
“辩方举证”和“集体诉讼”有望在大陆实现
《财经时报》：您一直主张推行“辩方举证”和“集体诉讼”的制度，但目前中国还没有实行的迹象。您认为，实现您的主张所面临的障碍是什么？
郎咸平：由于大机构和利益团体的阻挠，“辩方举证”和“集体诉讼”在香港几乎没有可能实现，香港人太短视，这令我很失望。倒是大陆的思维比较超前，已经开始推广“辩方举证”和“集体诉讼”的观念。据我所知，大陆司法部门正在讨论这两种制度，目前医疗领域已经开始推行，可能在一两年内，大陆证券市场会推行“辩方举证”和“集体诉讼”制度。
(“辩方举证”和“集体诉讼”是美国在法制监管股市理念下实行的，旨在保护中小股民的两种制度。)
《财经时报》：有人称您是一位理想主义者，那么您最大的理想是什么？您经常怒斥股市的种种不正常，会不会招来反击？
郎咸平：有啊！网上经常有骂我的文章，甚至还有污言秽语。也有利益团体托人打电话给我施加压力，但是我不听他们的，该讲的还是照讲不误。我希望通过股市监管能够达到国民思想的改变，使大家意识到法制有多么重要。还有，我希望股市能够实现“寓富于民”，这是中国未来能否强盛的关键，美国百年强盛的基础正是“寓富于民”。
相关背景：□郎咸平发威记录
郎咸平，1986年获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财务学博士学位，曾经执教于包括沃顿商学院、密歇根大学、俄亥俄大学、纽约大学、芝加哥大学等知名商学院。现任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系讲座教授，担任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的公司监管顾问。2001年下半年，他在国内股市极力推广“辩方举证”及“集体诉讼”措施以保护小股民的正当权益，受到高度重视，列该年全国财经人物排名第九位。
2000年，香港在修订《证券及期货条例草案》的时候，试图将“提供假信息操控股市”这一条定成举证责任在辩方。草案在征询意见时，受到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等十大投行的强烈反对，在它们的干涉下，举证责任改回在控方。郎咸平于是在立法局及在《信报》上与投行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被媒体形容为“孤胆学者舌战世界十大投行”。遗憾的是郎咸平孤掌难鸣，建议未受重视，这让他非常失望。对香港的证券监管失望，郎咸平开始将精力转向大陆，因为他觉得“亚洲只有中国政府和新加坡政府有追求法制的决心”。2000年年底，郎咸平指出，中国移动最近股价的变动极为“壮观”，而且“心惊”。第一波士顿银行财务分析员却在11月8日突然改变该行过去对中国移动的股价估计，由10月份每股价值76元的乐观估计一下调低至每股49元。然而当时市场上并没有任何负面消息出现。进一步探索隐藏于第一波士顿突然变脸的背后原因，就可发现，在11月8日以前，期市已有着异乎寻常的沽空出现。在香港，只有机构投资人才可以沽空，因此很明显是机构投资人在11月8日以前已经有了一些内部消息，而一般投资人还无从得知该消息。
2001年，郎咸平根据近三年来“德隆系”在市场中的运作推算，德隆为支撑其股价已经花费了70亿元，而博取的收益亦高达50亿元。他认为，这样下去，资金链必将断裂，“大家最后会发现，投入‘德隆系’的钱是拿不回来的。”
2002年，针对一些上市公司的高派现，郎认为，上市公司以高溢价从公众股东筹来资金，却以高派现的方式被大股东堂而皇之地拿走其中的大头。尽管目前这种做法并不违反任何法规，但究其本质，可视作在中国证券市场一股独大、股权割裂的背景下，上市公司及其大股东对公众股东利益的榨取。其中，尤其是上市公司在经营现金流欠佳的情况下慷慨派现，这种蹊跷的派现(即所谓“超能力派现”)更需引起监管部门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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