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雄/文

　　沪深股市：“封杀”个体投资者进入的规则明显是有漏洞的，这与当年只允许境外投资者进入B股市场一样经不起推敲

　　虽然马年未到，2002年沪深股市的头几个交易日连续收阴，且跌幅不小，给投资人一 个下马威。

　　我曾在去年的国庆节后估测过，节日过后的市场一般会有一波跌势。理由是，在平时交易日中，大家都盯着看盘，被各种的消息和盘面异动左右，躁动得很，心情时而乐观时而悲观。若休息几天甚至一周，客观上人们会沉静下来，思路感觉也较为清晰，这样就会对较长的趋势有个判断，节后则开始有所行动。

　　而目前这个阶段，由于人们认识到空头趋势未改，节后一般就会大跌了。每逢春节前总有持币还是持股过年的讨论，我个人觉得今年还是持币来得踏实。

　　2001年底，监管层有关方面提出如果推出指数期货，先对机构开放，主要理由是个人尤其是工薪阶层的风险承受力弱。我认为，这种说法在道理上站不住脚，在做法上更不可行，也就是说它最终还是害了市场和个人投资者。

　　首先，我同意哈耶克的看法，不管我们是多么高明和专业，在很多方面却是很无知的。比如，我们当然知道机构一般要比个人有钱，而且肯定要比工薪阶层有钱，但这并不意味着机构就一定比个人更适合期指。巴林银行很有钱，可是在衍生交易中被一个交易员给玩得破产了；万国证券也很有钱，但在“327”事件中被害残废。道理很简单，机构有钱，押注也大；个人钱少，押注也小。抗风险能力是相对的。

　　而主要的问题是，我们无法判断哪个个人或机构会“出事”，所以很无知。因为无知，我们认为就应该对个人和机构一视同仁，相信他们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而监管层的官员则认为自己很有知，比如他看见邻居一个老婆婆或下岗女工很无助，不由悲天悯人地想到，要是这些人去做放大效应的期指，后果不堪设想。可是，他再有本事，也无法鉴别千千万万的市场投资者的能力。

　　这就是区别：他们认为也许有几个人会因为指数期货而破产寻短见，所以就严禁个人进入；而我们认为不能因为几个人而把所有人拒之门外。

　　第二，监管层与其对期指的投资者的类别如此患得患失，还不如加紧检讨规则的“三公”性。因为期指还未推出，已出现对投资者的“歧视”问题，我们很难对这样的市场有什么信心。

　　第三，“封杀”个体投资者进入的规则明显是有漏洞的，这与当年只允许境外投资者进入B股市场一样经不起推敲。把大家的钱凑足，搞一个期指私募基金，什么办法不可以用？结果法规的严肃性和公正性荡然无存，岂不是最后又是笑话一场？

　　第四，市场由于缺乏众多投资者参与，势必冷清。我建议那些把市场看成贵族俱乐部的人好好研究一下市场投资者构成与市场动力的辩证关系。因为即使像美国这样号称市场是机构投资者天下的地方，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大牛市的主要推动力也是个人投资者，众人拾柴才能火焰高。

　　到了期指冷清时，管理层又会召集大家群策群议，最后得出结论：现在是市场开放的时候，允许个体投资者来吧。于是市场一阵躁热。结果呢，那些个体投资者一进入期指市场，就被痛宰一顿，倒应验了工薪阶层抵御风险能力很差的高明判断。

　　殊不知，这恰恰是政策之错。市场的方方面面与其说是智力的博弈还不如说是经验的较量，这在股市中就是老手套新手。早进入期指的机构和有门路的大户将规则摸熟了，不玩新人玩谁？想想2001年6月1日涌进的B股大傻瓜们，便是例证。十多年深沪股市的经验表明，诸多政策的失误才是我们散户个人投资者最大的风险。

　　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并不是将他们与机构区隔开来。这恰恰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侵犯了他们参与的权利。

　　在2001年底，还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是在港上市的两家民营企业(格林柯尔和欧亚农业)因媒体报道而受影响，于是股价大跌；二是在内地市场融资时的上市公司需要外国会计事务所补审。

　　关于第一件事，我对有人提及“谁在做空欧亚农业”有些想法。我们往往为了好看和可读，会把经济报道中的一些问题拟人化甚至“狗仔队”化。而且，我更奇怪的是，为什么当股价大涨时，没有人问谁在做多欧亚农业股票？

　　如果真要问谁在做空和做多欧亚农业，那就是“概念”，亦即“民企”的概念。余生也晚，只对香港股市观察研究了10多年。最让我不可思议的是，这帮所谓的专业人士对内地上市公司的分类怎么这么政治化，不是“红筹”就是“民企”，不知是有想像力呢还是挂羊头卖狗肉。

　　至于请国外会计事务所补审，让人想起足协请外籍裁判。其实，这半个多月，“黑哨”问题正愈演愈烈，它所揭示的问题与股市同构，值得大家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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