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实习生 陈辅编译

　　在最近5、6年中，所罗门美邦从中国海外股票发行业务这块蛋糕上占到的份额尚不足2%，这与其母公司花旗集团在全球金融服务业占据的领先地位着实不配。今年7月和10月，所罗门美邦先后从巴黎百富勤和贝尔斯登招来梁伯韬和任克英，分别担任该行亚洲区主席、副主席--香港媒体戏称这是率领所罗门美邦重返中国市场的“梦之队”。

　　《亚洲货币》杂志最近采访梁伯韬，这位有“红筹股之父”之称的亚洲投行界传奇人物。

　　《亚洲货币》：是什么因素吸引您加入所罗门美邦？

　　梁伯韬：最大的吸引力是，花旗集团这一平台可以让我充分利用我自己在本地区、特别是在中国的联络关系和经历。在与公司高层展开磋商之后，我确信花旗集团对中国寄予极高厚望，花旗打算面向中国客户开展一系列的活动、提供一整套的金融服务。

　　《亚洲货币》：在您加盟所罗门之前，港府公布了理查德·法兰特调查百富勤事件的报告，该报告称您在百富勤倒闭事件中并无罪责。您认为这一报告结果是否与您后来加入所罗门美邦有直接联系？

　　梁伯韬：事实上，该报告公布之前我就和所罗门展开了洽谈。报告公布和我的最终加入有一定联系，但报告结果如何并不是我加盟所罗门的条件性因素。所罗门是否接受我，并不取决于法兰特的报告如何描述我在这一事件中的角色。当时我心安理得，因为我对整个调查程序非常清楚。而且，我大约在报告公之于众之前的一年，就已经看到了初稿———至少看到了关于我的那一部分内容。所以我很清楚自己的“面目”。

　　《亚洲货币》：所罗门期望您加盟之后有何作为？

　　梁伯韬：最初我会把精力集中在中国内地和香港特区这两块市场，充分利用我的经历和联络关系，来协助公司获得相关经营权，进一步发展业务。另外，我也会特别注意那些集中着大量中国企业家的市场。从中长期看，国外金融机构在国内市场上会有发展业务的机会。中国加入WTO之后，将允许国外投行组建合资机构，我们可能在明年年初开始提出相关申请。我的角色作用之一，就是要带领所罗门美邦在中国市场谋求发展。我们必须考虑在什么时机、以何种方式进入中国市场。

　　《亚洲货币》：现在您为美国的大型投行工作，公司的工作环境这是否与以前不同？

　　梁伯韬：以前我在巴黎百富勤时的工作环境或多或少与现在相似，然而眼下花旗的规模极为庞大，而且，美国投行界的规矩要来得更加严格，但总的来说这些并不对我的工作构成障碍。

　　在中国市场和这一地区范围内，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还是美国公司，这一点与以往一样。

　　《亚洲货币》：任克英和您现在都为所罗门美邦效力，你们两位业界的重量级人物的业务能力不相上下，这是否会形成内部竞争？

　　梁伯韬：不。事实上我和任克英合作得很好。当我在百富勤的时候，大概是1996年或1997年，我一度还想聘用她！我确实认为她在中国业务方面非常有能力，而且她还有能力在促成交易的同时，有效地监管整个业务。我和任克英相识已久，彼此尊重，在一起工作没有问题。

　　《亚洲货币》：中海油上市发行受挫，这令所罗门美邦脸上无光。你们今后只有促成了像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上市这样的大生意，人们才会承认所罗门美邦重回中国市场。您认为达到这一步要花多长时间？

　　梁伯韬：这要看市场的情况怎样。如果整个市场非常平淡，没人能做什么大生意。今年很多笔上市业务都耽搁了，比如中国电信、中国银行———因为他们的行业内重组需要市场条件和时机。这同样也影响我们的工作进程。

　　我们从来不会低估面临的挑战。现在，有任克英的加盟，有来自公司管理高层的承诺，我相信我们有能力在中国市场重新成为一支主力军。

　　人物背景

　　梁伯韬于1988年离开花旗银行，与同伴创立百富勤投资集团。第二年，百富勤借助李嘉诚旗下长江实业的资本力量迅速扩展壮大。在随后几年中，百富勤成功安排上海石化、上海实业等一大批国内大企业赴港上市，梁伯韬由此获“红筹股之父”美名。但90年代风光无限的百富勤却成为亚洲金融危机悲壮的殉葬品，1998年1月，百富勤宣布清盘，随后香港政府委任独立审查员法兰特展开调查———百富勤的数位负责人在如此这般的社会公审中身败名裂，但梁伯韬在整个调查过程中毫发未伤。随后，梁伯韬带领手下100多人投奔法国巴黎银行组建巴黎百富勤，该行又成功发行盈科数码、Tom.com等香港创业板明星，即使在科技股泡沫破灭之后，梁伯韬仍然有勇气称：“我做的新股发行从来没有失败过。”

　　《国际金融报》(2001年12月04日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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