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访人：本报记者 张铁
嘉宾：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张鸣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尹鸿
●国民心理和商业炒作带热帝王戏
记者：帝王戏的盛行，有什么深层次的原因？
张鸣：这与我们的国民心理有关系。中国有漫长的帝王专制传统，在专制时代，政治操作基本上都是按等级制、专制式和独断的方式进行的，这使得国民意识中有着强烈的帝王思想、等级观念。这已经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潜入到国民心理中，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清理。正是这种帝王心理造成了对帝王的过分关注，成为帝王戏盛行的社会心理基础，或者说收视率基础。
尹鸿：帝王戏的盛行，有三个原因。
一是因为，在中国政治生活是日常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政治对老百姓影响比较大。帝王代表了一种曾经有极大影响的政治体制，民众自然会比较关注。
二是因为，中国古代政治的透明度比较低，帝王与普通人生活相差较大，帝王的地位、生活状态与普通人完全不同，有一种“陌生性”，对帝王的关注有一种好奇的成分。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帝王戏、历史戏中也投射了当代社会的价值、观念和情感。由于有一定的时间间隔，想象、创作的空间大，受到的限制较少，这也是帝王戏盛行的一个原因。
记者：帝王戏的盛行与目前影视创作的商业机制有什么联系？
张鸣：帝王戏的推行带有一定的商业性。我们现在的帝王戏中，有大量阴谋、权术的内容，这种阴谋、权术的内容，有神秘性，也有戏剧性，自然能吸引人。收视率的吸引，使得创作者有意识地迎合国民的帝王心理，而不是以一种对历史、对艺术负责的严肃态度在创作。
尹鸿：与一些主旋律题材的影视作品不同，帝王戏主要是由社会机构赞助，或是商业资金投资，这决定了它必然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因此，一旦有一部帝王戏成功了，就肯定会有很多跟风、扎堆的。
●帝王戏也要尊重历史真实
记者：在帝王戏中，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张鸣：在帝王戏中，即使是挂上了“戏说”的牌子，也不应该完全不尊重历史的真实，因为“戏说”的人或事，大多是真有其名的人物，“戏说”久了，真实和虚幻之间的界限就模糊了。在所谓的“正剧”中，也并不是说所有的历史细节都不能走样，应该允许创作人员进行合理的加工，但必须要保证大体的趋势、历史的走向不能错。比如说，我们的帝王戏，把“康雍乾”时代描写成“盛世”，一味宣扬这几个皇帝的“十全武功”与权术斗争以及所谓的亲民爱民等等，但是却没有看到，当时文字狱盛行，思想专制严重，他们仍然是专制、残暴的封建帝王。
尹鸿：我认为，艺术作品也在培养着历史常识。帝王戏，特别是一些所谓的“正剧”中，也有历史意识。并非所有的历史都不可以重新解读，帝王戏、历史戏是在从不同的立场解读并重构历史。可以说，我们站在不同的立场———艺术的或者是历史的———去了解历史，就会有不同的认识和看法，现在我们的社会越来越多元化，价值观、认识论都不尽相同，这也必然导致认识历史时的多元化。
记者：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标准评价或者创作帝王戏、历史戏？
张鸣：帝王戏、历史戏的创作，涉及到一个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基本评价问题。这个评价的标准，不能像现在的帝王戏一样，是以结果论过程，只重视历史人物、尤其是帝王的丰功伟绩，而没有看到丰功伟绩背后是什么。我们评价历史的尺度，应该是“人”。我认为，历史戏也应该从“人”或是“人民”的角度评价历史，看到作为“人”的历史，把握“人”的视角与尺度。“以人为本”，应该是我们评价或者创作的“价值底线”。
尹鸿：当影视作品中对历史的重构颠覆了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就会遭到建构与维护这种常识的人的批评。但对于那些完全是塑造人物，而不足以构成对历史的重新认识的作品，用“细节真实”的标准去评价就是不了解艺术创作与历史研究的差异性了。我们应该保持一种多样性的历史观，用一种开放性的态度去对待批评，对待历史，对待创作者和历史学家。
《人民日报》 (2005年06月09日 第十一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