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智慧地打狗

　　赵岚

　　从云南省牟定县到山东省济宁市，全国突然掀起了一场“打狗风暴”，而各大媒体上关于“狗患”的报道也此起彼伏，公众似乎感受到了周围的危险突然无所不在。很显然，狗的形象发生了转变，固然与现实少数地方的狂犬病蔓延有关联，但是整个“打狗”气氛的营造，显然与各地管理机关的积极动员密切相关。

　　涉及到公共卫生安全的问题，政府部门当然责无旁贷，这里并不想在动物伦理与公共安全的问题上太多置喙，毕竟动物伦理的观念要获得社会的共识，还需要很长的路。所以在动物伦理与公共安全问题上作任何的争辩，目前而言，都缺乏强有力的社会共识。但是各地管理机关在“打狗”问题上的处置，是否在处理各方利益与权利方面都十分妥当呢？观察这次各地方关于“打狗”问题的处理方式，基本还是采取危机状况下的动员模式，即一旦当公共安全受到迫在眉睫的威胁时，动员一切行政力量来消除狗患。这种方式虽然看来十分有效，也能快速消灭公共健康威胁，但是从更长远利益来看，这种行为方式与方法未免显得简单而粗暴。

　　事实上，这次满城争说狗患的背后，是我们在动物防疫以及喂养管理方面的制度与

执行力出现了缺漏。而一旦或多或少的狗患出现时，相关管理部门只好动用行政力量采取事后捕杀与惩治的方式——这种做法当然必要，却将行政执行的成本增加了，效果也只是突击性的。所以日常性的制度化管理应该引起各地政府的重视，让狗作为

宠物进入各个家庭的同时，就已经享受到制度化的保障，而不是事后随意将其处置的命运。

　　因此在今天狗患突然成为焦点话题的时候，公共安全与动物权利之间的观念之争或许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毕竟任何一方都无法说服对方，或把自己的价值凌驾于对方之上。问题关键在于，相关管理机关如何在事前通过技术性的行政手段，最大范围地照顾到公众的各方观念与权利。

　　从今天来看，养狗涉及到公共安全问题，但是考虑到在今天这个转型社会条件下，养动物的很大群体是由于心理危机需要慰藉，因此我们在打狗时，还应该考虑到社会心理问题。这些都说明，养狗与打狗，牵涉到的问题绝非是非此即彼，而是一个整体性的社会系统建设。依靠动员式的方式虽然表面上解决了某些问题，但是它无法一劳永逸地解决系统中的全部问题，而这些都要依赖我们的管理机关拥有更高的管理智慧，才能面对如此复杂的社会工程。

　　(成庆 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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