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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比心理学家更多地讨论和接受了弗洛伊德。”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尔曼·黑塞在1918年断言。弗洛伊德的理论在中国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最著名的是俄狄浦斯情结。
曹禺的《雷雨》，虽然曲折，但体现了“杀父恋母”的情结。更多的作品，则更加隐晦，但俄狄浦斯情节都是推动故事情节的动力之一。
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俄狄浦斯情节开始出现变体。清华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宁给记者讲述了它的中国变形记。
《伏羲伏羲》是刘恒的中篇小说，原作再现了一种传统的弗洛伊德式“男性中心”，故事的情节与“杀父恋母”的情结相仿，只是儿子变成了侄子。
1990年在由这部小说改编成的电影《菊豆》中，男性视角转为女性视角。杨天白先后杀死自己的两个父亲，菊豆则凄凉地活下来，是女性中心地位的体现。
王宁认为，这种情形看似自然，实则掺进女权主义的成分，无意地迎合了西方精神分析学的发展，因此赢得西方的频繁讨论。
有的作家矢口否认这种的影响。王安忆的“三恋”系列曾被指责为对弗洛伊德的图解，她回应说：“我从没读过弗洛伊德的著作。”
但王宁认为，弗洛伊德的理论经过拉康、德里达重新阐释，经过无数艺术家各自理解，你看到这个影子，我看到那个影子，至今弗洛伊德的理论在各个领域映照着我们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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